我親的、不幸的繼承者：

如果我告訴您，我現在枕著一圈大蒜頭睡覺，我雖是無神論者，卻在戴著一個項鏈，上面有金的十字架墜子，您是否不會到那麼困？當然，我沒有這樣做，但如果您愿意，您盡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樣的護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們都其對等。至，我日夜堅守著后者。

讓我繼續講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變了我的旅行計劃，到了伊斯坦布爾。促使我改變行程的是一張羊皮紙。我跑遍牛津大學和倫敦，尋找所有與我那本神的空白書上那個德拉庫拉有關的資料。為此我做了一捆的筆記。

在我離開希臘出發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棄這毫無意義的研究，事實上，就在我把干凈的襯和舊太帽放進旅行包時，我還突然有了一種要向命運低頭的覺，我幾乎就要放棄所有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

然而，我做事總喜歡搶在時間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覺起來去趕早班火車之前還有點兒時間，最后一次去圖書館的珍本室，它到九點才關門。那里有份檔案我想運氣（盡管我懷疑它會給我的研究帶來明）。在奧斯曼這一詞條下有份材料我覺得剛好是屬于弗拉德·德拉庫拉生活時期的，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獻大都是中世紀到十五世紀晚期的。

我毫不費勁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長的羊皮紙卷，是奧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紀捐獻給牛津大學的禮。每卷上標的都是阿拉伯文。文獻最前面的英文介紹顯示里面沒有我要找的東西。我嘆了口氣，把那些羊皮紙放回到盒子里去，這時，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樣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簡短的清單，是薩拉熱窩和斯科普里呈送蘇丹的文，背面是一通隨意的涂畫，古老的涂畫，好像是一張開支的清單——買的東西都記錄在左邊了，價格寫在右邊，用的是一種我看不明白的貨幣單位。“獻給蘇丹五百頭山獅，45，”我繞有趣味地念道。“獻給蘇丹兩金寶石腰帶，290。兩百張羊皮，89。”看到最后一條，我手里捧著羊皮紙，不骨悚然：“龍之號令的地圖和軍事記錄，12。”在它下面標有一個幾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卻烙印在我腦海里的：1490年。

我記得，1490年龍之號令已經被奧斯曼帝國擊垮。據傳說，這時弗拉德·德拉庫拉已經埋在斯納戈夫湖有十四個年頭了。和那些寶石腰帶和羊皮相比，龍之號令的地圖、記錄材料或者它的實在是便宜。也許它們是商人最后順手買來的，這里的這個商人是不是一個爾干旅行者，能寫拉丁文，會說一點斯拉夫語或者從拉丁文衍生的某種方言？不管他是誰，我都祝福他腳下的塵土，因為他記下了這些開支。

我走去服務臺，管理員在檢查一個屜。“對不起，”我說。“你們這里是否有按國別分類的歷史檔案目錄？比如說，土耳其的檔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麼，先生。大學和博館有這樣的清單，但肯定不完整。我們這里沒有，但中心圖書館的服務臺可以給您。他們早上九點開門。”

我記得去倫敦的火車十點零四分才開。我只要大約十分鐘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如果在這些可能當中出現了蘇丹邁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繼任者的名字——那麼，我也不一定非要急著去看希臘的羅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托羅米歐·羅西

牛津大學三一學院

1930年12月13日

時間好像在那個高穹頂的圖書館大廳停滯了，盡管我周圍人流如故。我讀完了整封信。那一疊下面還有四封。我正在考慮是否要收起所有的東西回家繼續看，這時，一個年輕的士走過來，坐在了桌子對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人手里拿著的書。在翻閱書的中間部分，手邊放著筆記本和筆。我驚訝地看了看的書名，又看了看，然后再看看放在旁邊的一本書。然后，我繼續盯著的臉。

這是一張年輕的臉，但又好像略為顯老，眼角有點皺紋，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鏡子里看到的一樣，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個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一定是個研究生。在這尋求種種知識的地方，讀的書——我又看一眼，又一次驚訝不已——是《喀爾阡山記的》,而深套頭衫袖子的是布蘭·斯托克的《德拉庫拉》。

“對不起，”我連忙說。“您的書——我是說，您在讀的這本書——很吸引人。”

不理會我，聳了聳眉，眼睛還是盯在攤開的書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個課題，”我堅持說。的眉彎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過一直在讀關于——”我看了看眼前這一堆羅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那輕蔑的斜視讓我的臉開始熱了起來。

“德拉庫拉？”諷刺地說。“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資料啊。”講話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換了一種策略。“您讀這些純粹是好玩嗎？我的意思是，為了娛樂？還是您在從事這一研究？”

“好玩？”沒有關上書，也許在想方設法打擊我。

“呃，這個話題非同尋常，如果您在研究喀爾阡山的話，那您一定對這個課題有濃厚興趣了。”我沒有說得太快，這是我從碩士答辯以來養的習慣。“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書呢。事實上，是那兩本。”

“真的？”說。“為什麼啊？”

“這個嘛，”我冒險說道。“我從——從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找到這些信——它們提到了德拉庫拉。他們講的是關于德拉庫拉的事。”

的目中開始流出一點興趣，放松的姿勢中顯出一種男的自得。我突然想到，這個姿勢我看過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見過的呢？

“那些信里講的是什麼呢？”用低沉的外國口音問我。

“我在和另外一個人在一起工作——那個人現在有些麻煩，二十多年前他寫了這些信。他把我給了我，希我也許可以做點什麼幫他擺眼下的——境——目前這種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課題有關。”

“我明白了，”冷冷而有禮地說。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收拾的書。現在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寬肩，有點兒結實。

“您為什麼在研究德拉庫拉？”我絕地問道。

“我想這和您沒有任何關系，”簡明扼要地告訴我，轉過去。“但我在準備一次旅行，盡管一時還沒確定什麼時候走。”

“去喀爾阡山？”我突然覺得，在這場談話中，我了個喋喋不休的人。

“不。”輕蔑地把答案拋給我。“去伊斯坦布爾。”

“天啊，”父親突然對著充滿鳥語的天空祈禱起來。最后一批燕子都飛過我們頭頂回家了。又一次，父親的故事中斷得太快了。

“看，”父親說，從我們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馬修修道院了。”

我順著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發現上面有個地方，燈微弱但平穩。旁邊沒有其他燈亮著，這說明附近沒有住人。儼然一塊大黑布上的一點亮，高懸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頂峰——它懸掛在城市和夜空之間。“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親又說了。“我們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們走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