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重正統；構正統的唯一條件是：國中無國，亦即統一。但一個正統王朝而能祚綿長，以我的看法，必須經過兩代的經營。所謂"兩代"，當然不能死看，以為必是父死子繼，或者兄終弟及，接著的兩代；其間或有波折頓挫。總之"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力戰經營之"得"，與偃武修文之"治"，必須繼承有人，方能厚植基，長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滅陳，統一南北，而庫藏盈，開國條件之佳，無與倫比，但歷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禪于唐，即第二代煬帝為敗家子之故。

從正面看，隋之前如漢，繼高祖之創業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漢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兩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為兩代；如明，則應視太祖、祖為兩代。至于清朝，關以前，太祖、太宗的事業是一貫的，有因襲而無因革，雖獨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來，非家天下不足以傳國，基本上應視之為一個政權的由草創而。因此，我以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合并寫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統凡十二帝，但輒云清宮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聰、崇德兩年號；細考不然，清朝建元應自崇德始，天命、天聰為皇帝之稱號而非年號。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號"天命"，本自稱為"金國汗"，而亦用中國名號，自尊為"天命皇帝"，其實并非年號，并未以"天命"為其國臣民紀年之用。特帝業由太祖開創，在清史自當尊為開國之帝。關后，相沿以"天命"為太祖之年號，則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稱"天聰"，亦是自尊為"天聰皇帝"，非以紀年。觀太宗修《太祖實錄》，屢稱"天聰皇帝"為不可分離之名詞，可以見之。《太祖實錄》于天聰九年，時雖尚無帝制之心，而已有為國存史之意，亦見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實錄既，明年又實行建國，去舊國號之"金"而定為"清"，觀其以夷稱若為"滿住"，后即就改為"滿洲"以名其國，則清之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變寫漢字，謂為清國耳。而清之一朝，實定名于是，故天聰十年有大舉，改元"崇德"，則真用為年號。

這個看法非常當，太祖雖借"七大恨"伐明，實際上只希在關外立國，而能獲得明朝的承認，初無問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國制度為共主而非獨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無任何子侄可以稱帝的觀念在，自更談不到代明而興、一朝正統的大志。

何謂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屬，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則八旗主會議決定。《武皇帝(太祖)實錄》載：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與帶善、阿敏、蒙古兒泰、皇太極、得格壘、跡兒哈朗、阿吉格、姚托諸王等，對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與強敵爭衡，將輝發、兀喇、哈達、夜黑同一語音者，俱為我有。征仇國大明，得其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禱上下神祇，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天可滅之，勿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待天誅，長興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其算。昆弟中若有作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懷理義之心，以化導其愚頑。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孫百世延長。"

這是清朝開國文獻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團結，而團結必出于公平與忍讓。他自稱"天命皇帝"，而不有子繼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間的大沖突。至于以后太宗稱帝，乃種種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變而來，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為八旗旗主，當時四大貝勒、四小貝勒。帶善即代善，蒙古兒泰即莽古爾泰，得格壘即德格類，跡兒哈朗即濟爾哈朗，阿吉格即阿濟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濟爾哈朗為太祖之侄，岳托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為太祖之子。

四大四小八貝勒，大致皆為旗主。但有一貝勒主兩旗，如四貝勒皇太極之有兩黃；亦有兩貝勒主一旗，如鑲藍之先歸阿敏，后歸濟爾哈朗。八旗長演變的過程，即為清朝開國的歷史，而太祖一生的事業、理想，甚至，亦可由八旗的長演變的過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談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實際的辦法，便是談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戰的甲士，加上必需的從屬人員，大致不會超過五十人。征尼堪外蘭時，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歸附日眾，必須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組織是十個人一小隊，其中之一為首領。編隊時，每人出箭一支，束為一束，由首領保管，這一束箭便是權威的象征。所以這個小隊稱為"牛錄"，漢語"大箭"之意，牛錄的首領稱為"牛錄額真"，額真即"至"。

以后牛錄的編制逐漸擴大，最后于萬歷二十九年定制，每牛錄三百人。其時只有四個牛錄，合計一千二百人。四牛錄無論行軍還是打獵，都在一起，以旗為號。旗分黃、白、紅、藍。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

及至萬歷三十五年滅輝發、四十一年滅烏喇，實力大增，計有四百個牛錄，總計十二萬人，十四年間增加了一百倍。這四百個牛錄，分為滿洲、蒙古混合編組三百零八個，純蒙古七十六個，漢軍十六個。于是在萬歷四十六年，增編四旗，黃、白、藍旗鑲紅邊，紅旗鑲白邊，稱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從早先的四旗談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實》，考出：

正黃，旗主四貝勒皇太極。

正紅，旗主大貝勒代善。

正藍，旗主三貝勒莽古爾泰，后歸德格類。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爾袞所領；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筆極謹慎，因無資料，故付闕如；但我為孟先生作一補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長子、廣略貝勒褚英。

所謂"四大貝勒"，是太祖稱帝后所封，并其弟舒爾哈齊第二子阿敏與其親生之子，敘齒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長，稱大貝勒；其次為阿敏，稱二貝勒；以下為莽古爾泰及皇太極。其實代善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貝勒應該是褚英，二貝勒方為代善，第五子莽古爾泰為三貝勒，第八子皇太極為四貝勒，分領白、紅、藍、黃四旗。

何以見得正白旗為褚英所領？此可由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長的四子分掌。褚英與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命領兵，則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當有一旗，即為唯一最初旗主無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獲罪為太祖所誅，正白旗必然收歸自將，因為小一輩中，褚英居長，他人的資自不足以駕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額、裝備皆優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輕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來由四旗擴編為八旗，始得領鑲藍旗；皇太極以才冠于兄弟，多領鑲黃一旗。鑲紅、鑲白兩旗主名無考，我很疑心此兩旗本屬于阿敏之父舒爾哈齊。黃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爾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議，既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死，弟稱"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營莊第一區，落置酒，招弟飲會，于寢室，鐺之，注鐵鍵其戶，僅容二，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聞，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宅，腰斬之。長子數諫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囚之。其兇逆乃天也。

據孟森考證，所謂"有一兄"，乃誤記，太祖居長，不得有兄。"長子"即褚英，而"二名裨"為常書、納奇布。我疑心鑲紅、鑲白為舒爾哈齊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別帶領。舒爾哈齊及此二將被殺，兩旗亦歸太祖自將，連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臨終時分授三子。其詳見后，先談舒爾哈齊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烏喇貝勒布占泰。九國聯軍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為懷起見，放他回國，且結姻親。親結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禮法的人看來，聞所未聞。

烏喇貝勒名滿泰，其名阿亥，于萬歷二十九年嬪太祖為妃，后立為后，即多爾袞之母；多爾袞死后獲罪，"禍延先妣"，阿亥改稱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繼滿泰而為烏喇貝勒，九國聯軍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釋之回烏喇。布占泰本為太祖的叔岳，此時呼叔岳為"恩父"。因烏喇后求婚滿洲，太祖以弟舒爾哈齊之相許；二次又求婚，復以舒爾哈齊之許配；三次再求，則太祖以第四許婚。于是太祖與布占泰由互為叔岳，而又一變為翁婿。

***

翁婿之反目，在萬歷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個"未婚妻"。這話似乎太離譜了，但一說明白，讀者就會覺得我用"未婚妻"一詞，不為過分。

太祖的這個"未婚妻"，《明史》稱為"葉赫老"。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葉赫老事詳考》，扈倫四部皆由"葉赫老"而亡，傾城傾國尤，真是禍水。茲先言太祖與葉赫的關系。

太祖死后，后來由于太宗由四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了"太祖孝慈高皇后"，的閨名孟古姐，為葉赫東城貝勒楊機奴之。楊機奴胞兄名卿家奴，為西城貝勒，其子名卜寨，生即所謂"葉赫老"。

九國聯軍之役的盟主為高皇后的胞兄納林布祿，所以此役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領兵與戰，勇當先，不料坐騎木而踣，為太祖部下所斬。戰事結束，葉赫要求歸還卜寨，太祖剖其半與之，遂不解之仇。

萬歷二十五年，葉赫媾和，以十五歲的葉赫老許婚太祖，而以納林布祿胞弟金臺吉之許婚代善，皆正式下過聘禮。不久，葉赫悔婚，金臺吉之嫁于蒙古，留葉赫老不遣。

原來納林布祿要拿葉赫老作為"獎品"，誰能打敗滿洲，即以葉赫老相許。于是萬歷二十七年葉赫哈達貝勒猛骨孛羅，有云："爾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兵兩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太祖得知其，一舉滅了哈達。

萬歷三十五年，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原來聘了太祖之為妻，卻久不迎娶，原來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葉赫老，因而為太祖所滅。

萬歷四十年，葉赫老已經三十歲，但對布占泰而言，仍有極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太祖侄，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興師問罪，布占泰謝過："或者人以讒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汝，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為質，方見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將他的兒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為質，太祖因而親征烏喇，布占泰僅以免，投往葉赫。結果國亡而香夢未圓，布占泰并沒有娶到葉赫老。

太祖與舒爾哈齊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致死，并先殺舒爾哈齊兩子，其起因有二：一為對烏喇及布占泰的態度不同。布占泰為舒爾哈齊兩之婿，顧念親，并不視之為敵，萬歷三十五年曾有作戰時公然袒護的事實，太祖因而奪弟兵權。舒爾哈齊的反應，據《清史稿》本傳云：

居恒郁郁，語其第一子阿爾通阿、第三子札薩克圖曰："吾豈以食羈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誅其二子，舒爾哈齊乃復還。歲辛亥八月薨。順治十年追封謚。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個原因是我的判斷。太祖諸弟中，唯舒爾哈齊得與其并稱，《明實錄》于太祖兄弟的朝貢，并稱為都督；《朝鮮實錄》亦并稱之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兩人地位相埒；而舒爾哈齊與明朝邊將另有一重特殊關系：其為李梁之子、遼東總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當時有"奴酋婿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即指李如柏。舒爾哈齊既有兵權，復有奧援，則在對烏喇的政策上發生重大歧異，自然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相殘的慘劇。

太祖既滅烏喇，扈倫四部只剩下一個葉赫，于是以索布占泰為名，攻破葉赫兀蘇等城十九。葉赫兩貝勒金臺吉、布揚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擊馬時楠、周大岐帶槍炮手一千，保護葉赫東西兩城。其時滿洲兵還不敢與明對抗，主要的原因是明軍有"紅大將軍"——大炮。因此，太祖修書向明朝解釋興兵葉赫：由于葉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當時明朝的威信未墜，猶足以使四夷有所顧忌，所以太祖還不能不貌為恭順，而另出以狡計，愚弄邊吏。因此，明朝雖支持葉赫，卻并無發兵助葉赫攻滿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舉侵葉赫，避免對明朝過分刺激。

這樣大致僵持的形勢，到了萬歷四十三年夏天，發生了變化。葉赫急于復仇，以"老"許婚蒙古喀爾喀部的莽古爾代，五月下聘，七月婚。太祖部將都以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張進兵葉赫，而太祖不以為然，《武皇帝實錄》載萬歷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葉赫)布羊姑以妹許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楊古，卜寨之子、"老"之兄)，其聘禮，又與蒙古兒(按：即喀爾喀)部翀孤兒太(按：即莽古爾代)臺吉(按："臺吉"由漢語"太子"轉變而來，各部落酋長之子皆稱"臺吉"，意同王子)，諸王臣曰："聞夜黑將汗聘之與蒙古，所可恨者莫過于是。當此未與之先，可速起兵。若已與之，乘未嫁時，攻其城而奪之。況此汗所聘者，非諸王可比，既聞之，安得坐視他適？"皆力諫興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違婚之事興兵，則不可。蓋天生此，非無意也，因而壞哈達、輝發、烏喇，使各國不睦，干戈擾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不與我而與蒙古，是壞夜黑，釀大變，以此事激我憤怒，故如是也。今盡力征之，雖得其，諒不久而亡，反災患。無論與何人，亦不能久。啟釁壞國已極，死期將至矣。"

諸王臣反復諫之，必興兵；太祖曰："吾以怒而興師，汝等猶當諫之，況吾所聘老為他人娶，豈有不恨之理？予尚棄其忿恨，置局外以罷兵；汝等反苦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者不恨，汝等深恨何為？豈因忿遂從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畢，令調到人馬皆回。

諸王臣奏曰："此迄今三十三歲，已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為夜黑防，夜黑遂倚其勢，轉嫁與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實錄，太祖所謂"大明助夜黑，令其不與我而與蒙古"一語，當系后來修實錄時所加。太祖當時必不致作此語，當時史翟翀巡按遼東時，主張本不管他們的"家務"，疏稱："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可以反證明朝絕無令葉赫以"老"予蒙古之事。天聰修實錄所以加此語，無非以此與"告天七大恨"相呼應，以見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興問罪之師，乃是老謀深算，因為葉赫之結蒙古，一方面恃以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滿洲興兵，則不但葉赫與蒙古組聯軍，足以相敵，而且明朝亦一定會從清河、順發兵，東向夾擊，危亡立見。

同樣的，太祖不伐明，亦是怕葉赫與蒙古拊其背；決定"固疆宇、修邊關、務農事、裕積儲"，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態的發展，第一，三個月以后的閏八月，長子褚英因罪為太祖所殺，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書中現存的記載去猜測。《東華錄》順治五年三月"幽系肅親王豪格"一條下記：

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會議，豪格應擬死；得旨："如此分，誠為不忍，不準行。"諸王大臣復屢奏言："太祖長子亦曾似此悖，置于國法。"乃從眾議，免肅親王死，幽系之，奪其所屬人員。

是則褚英的罪名與豪格相似。按：豪格為太宗長子，順治異母兄。關后平四川，斬張獻忠于陣，但與其叔攝政王多爾袞不和，削爵系獄，其妻且為多爾袞所奪。《清史列傳·宗室王公卷二》記：

(順治)五年二月凱旋，上太和殿宴勞。三月，睿親王(多爾袞)以豪格徇隨征護軍參領希爾冒功事，又擢用罪人揚善之弟吉賽，議罪削爵，系之，卒于獄。八年正月，上親政，念其枉，復封和碩肅親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謚武，再立碑以紀其功。

據此，則豪格之獲罪，別有緣故，后當詳考，大致亦為不得皇位之故。當時以豪格之罪名比擬褚英，則褚英當亦有反太祖之事實，而與太祖不愿興兵征葉赫及反明有關。

明朝人的記載，如《從信錄》等，記褚英之為父所誅，是由于反對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與事實適得其反。因為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太祖是采取穩健的步驟；而"諸王大臣"主張興兵，此"諸王大臣"當然包括褚英在。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稱帝，亦是由于"諸王大臣"紛紛勸進，過拂部下之意，勢必影響士氣，不得不然。

太祖建國在萬歷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歲，稱號為"天命皇帝"，后世誤以為建元"天命"。其實，太祖此時不但無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壯志，甚至本不想維持傳統的帝制，諄諄以共治為囑。據滿洲老檔《武皇帝實錄》載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進見問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賜之大位，俾永天祿？"帝曰："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國可無失矣。"

這是太祖制定的國，孟心史稱之為"聯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維持不墜，實在很難。八固山除了四小貝勒以外，四大貝勒都想繼承帝業，最后由皇太極繼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擁立；否則相互砍殺，絕不能一統之業。

***

明亡清興，實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無人，袁崇煥、孫承宗、熊廷弼無不可以制滿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喪氣。當然，誤國的疆臣邊帥亦不是沒有。先談袁崇煥，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十一本傳：

袁崇煥廣西藤縣籍，東莞人，萬歷己未進士，為邵武縣令。天啟壬戌，升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廣寧失陷，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

按：廣寧失守在天啟二年。熊廷弼為經略，王化貞為巡，兩人不和，而閣及兵部皆袒護王化貞，因此熊廷弼雖有大舉的計劃，卻無由實現。

天啟元年，原為順游擊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結了王化貞部下的一個游擊孫得功，由孫得功向王化貞獻議，說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發兵，里應外合，足以大破清軍。王化貞大喜，以為立功有計，益發輕視熊廷弼。見此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許了他。不道尚未能離任，太祖已在天啟二年正月對遼河發攻擊，孫得功想綁架王化貞投清，幸有別將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貞僨事，同時深知敵人還不敢渡遼河而西，因而隨王化貞關，打算著朝廷知道他的才，既然王化貞失敗，自然就會想到他，那時再來經營，亦還不遲。

《袁崇煥傳》又說：

京師各，言及遼事，皆不敢任，袁崇煥獨攘臂請行，與閻鳴泰同出監軍山海。巡劉策議于山海關外掘壕塹，筑備城關……崇煥言守關當于關外守之，筑城與掘壕俱不便，請罷。閣部孫承宗自請至關，相度形勢，是崇煥言。掘壕議遂寢，朝議遂以孫承宗為經略。

按：此記殊有未諦。山海關外另筑重關，議出兩王；兩王者，薊遼總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軍務的王在晉。當時大僚多不愿到遼東是事實；而王在晉功名心切，首輔葉向高因許以"關門一年無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書出鎮遼東。但實際上不但未到遼東，連遼西都未到，只在山海關坐鎮。關外已經棄守，但非滿洲所占，而是蒙古喀爾喀、土默特等部在盤桓。其時的勢非常特殊：滿洲與明朝都在爭取蒙古，滿洲希蒙古進攻明朝，所以讓出關前之地；而明朝則以為蒙古為我"守邊"，所以經常有巨款犒賞，名為"行款"，蒙古兵則稱為"西部"。王象乾的長技，即在結納"西部"，以"行款"買得個無事，待老解職，挾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問舍，做權紳魚鄉里。

王在晉到鎮，就照王象乾的辦法，打算著干滿一年便可閣拜相。不道忽然了功名之念，計劃利用西部收復廣寧，王象乾便極力勸阻，他說："收復廣寧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復之功，只問失地之罪，豈非自取之咎？為今之計，不如在關外設關，守住山海關，即是保衛京師。"

他說這話是有私心的。原來他的轄區雖為薊、遼，但遼事有經略、有巡，所以實際上只是管薊州，薊州不失，即無罪過；如果關外設關，關的薊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無憂，所謂"守住山海關，即是保衛京師"，這"京師"二字應改為"薊州"才符實際。

王在晉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關，欣然納議，請巨款在關門外八里鋪筑關城。寧遠道袁崇煥及王在晉的好些幕僚都不贊，而王在晉不顧。

奏疏到京，首輔葉向高以為僅憑書面上的說明無法判斷，次輔孫承宗自請"往決之"。到關一看，認為王在晉的想法本不通。據《明史·孫承宗傳》，當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孫："新城，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

王："否。當更設兵。"

孫："如此，則八里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筑關在八里，新城背即舊城址，舊城之品坑(高按：掘壕品字形謂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設，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乎？抑閉關以委敵乎？"

王："關外有'三道關'，可也。"

孫："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

王："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

孫："兵未潰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敵亦可尾之。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哄堂奧，畿東其有寧乎？"

按：以上一問一答，如不明山海關的地形，不知王在晉的荒謬。山海關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邊，往北抵山，約計四十里。北面轉折往西之即"一片石關"，俗稱"九門口"，為山海關的要隘，故當設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歷五關到海，其中有一個關就"三道關"，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關各為二十里。王在晉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萬新兵可由"三道關"關。所謂"舊關"，則指原來的山海關。及至孫承宗詰以"兵逃如故，安用重關？"自覺失言，因謂另筑三塞以待潰卒。真是越說越不話了。

論理語窮，于是孫承宗就地召集軍事會議，議守關外。關外又守何呢？袁崇煥主守錦州西南的寧遠；閻應泰主守寧遠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覺華島，此為后來明軍屯糧之地；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寧遠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寧遠距山海關一百九十里，換句話說，中前所城在山海關外二十五里之。很顯然，王在晉是怕關外守不住，為了逃起來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孫承宗支持守寧遠之議，但希由王在晉提出建議，誰知花了七晝夜的工夫，未能說服王在晉。迫不得已，還朝以后，據實上奏。

孫承宗的奏疏中說：

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于無用之版筑，曷若筑寧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沖，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浚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之帳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外。

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為也。

按：寧遠即今興城，乃恢復遼金的舊名。興城以東為杏山及松山，當小凌河西岸；渡河為今錦州，明朝稱為廣寧中屯、左屯衛；過大凌河在今幫子、鎮安一帶，始為明朝的廣寧衛。

覺華島今稱花島，在興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龍宮兩寺。明朝通海運時，東南糧秣接濟山海關，即囤覺華，雖離海十二里，實為沙灘，水淺時涉足可過，不煩舟楫。所謂"三岔"，當指小凌河自海而北，過杏山后，分出兒河、湯河兩支流，遂三岔而言。當敵窺寧遠城時，必須過杏山、松山，渡雙樹鋪河，方到城下；此時覺華島的守卒，由東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陸，預備燒斷敵軍在雙樹鋪河所搭浮橋，攔腰襲擊，則敵無歸路，必當速退，可解寧遠之危。

奏疏以外，孫承宗復在熹宗經筵時，面奏王在晉不足任，于是調為南京兵部尚書，并斥責逃關、附和筑城之議的監司邢慎言等。遼東經略一時不得其人，孫承宗然請行，詔"以原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軍務"，并以閻應泰為遼東巡。《石匱書》卷八《孫承宗傳》：

承宗請行邊，天子書餞送，詒書鄭重，以漢諸葛亮、唐裴度為比。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斥堠不設；經營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樓船降騎，東巡至醫無閭。

醫無閭山在今鎮北附近，已及廣寧；易言之，王化貞所棄的廣寧，幾已收復。至天啟五年八月，孫承宗為閹黨所攻去職，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孫承宗前后在關四年，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造甲胄械等攻守之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而滿洲始終不敢犯。孫承宗不去職，豈有后來清兵關之事？

明末清初與山海關有關者，有兩高第：一為山海關總兵，本人即為榆林籍，后降于清，隨多鐸征河南，《清史列傳》列于"貳臣"；一即此要談的遼東經略，他是關灤州人，字登之，兩榜出，在孫承宗出鎮遼東時，為兵部尚書，亦主撤兵守關，孫承宗駁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書，既掌軍政，亦主軍令，猶如現代集國防部部長與參謀總長于一，稱為"本兵"，威權極重，孫承宗駁了他的政策，認為大損威，因而不睦。既代孫承宗為遼東經略，自然一反孫承宗所為，撤關外之兵。袁崇煥時為寧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守土有責，愿死在寧遠，不撤。"高第無以相難，只好不聞不問。

在孫承宗守遼的四年間，滿洲只零星擾，不敢大舉侵，因為太祖極見機，知道孫承宗不好惹。現在換了與王在晉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氣了。高第頭一年十月到關，太祖第二年(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諸貝勒大臣西征，統兵號稱四十萬。一路勢如破竹，高第坐視不救。

袁崇煥與總兵滿桂，只數千兵，固守寧遠；太祖旨在攻關，關門一下，寧遠不潰即降，無足為憂，因而繞城而西，橫截山海關大路，同時分兵取覺華島。不道袁崇煥在城上發炮，太祖不敵而退。《石匱書》袁傳記其事云：

丙寅(天啟六年)北騎四十萬寧遠城，城中戍守數千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炮數門，無敢發者；崇煥事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炮。凡放紅()大炮者，必于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著線，即翻下塹，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炮過，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號哭奔去……遼東人謠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煥。"

此真齊東野語！袁崇煥復因崇禎中清太宗的反間計而被殺，傳首九邊；天下皆以為袁崇煥通敵傾國，雖正人君子亦然，毫無例外，此所以張岱賢者，能有如此筆墨。

捷報到京，本為閹黨的兵部尚書王永，一反支持高第的態度，上疏請重用袁崇煥：

遼左發難，各城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蓋緣道臣袁崇煥平日之恩威有以懾之，維之也。不然，何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應之細乎？本智勇兼全，宜優其職級，一切國外事權，悉以委之，而該道員缺，則聽崇煥自擇以代。

"悉以委之"則竟是以袁崇煥為實質上的經略；所升的職則是"都察院右僉都史巡遼東"。既有獎，自有罰，論高第不救寧遠之故，他說關兵只得五萬，若救寧遠，萬一關門有失，危及京師。于是閹黨打算趁此機會整孫承宗。其時孫承宗已罷回原籍畿南高，得到消息，派人跟戶部去說："我給高尚書的兵是十一萬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書領的餉亦是十一萬七千人。他說五萬，你們給他五萬人的餉，看他怎麼辦。我現在先不辯；高尚書應該自悔失言，有所補正。我如果一上奏疏，說明實，傳到四夷，讓他們恥笑中國有數目字都搞不清楚的經略大臣，豈非有傷國格？"這是孫承宗忠厚，讓高第疏自陳："前止據見在兵五萬，會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因得從輕發落，免而已。

***

現在回頭來說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實錄》：

上至沈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不懌累日。

據明人記載，謂太祖創而回，憤懣疽發背卒。朝鮮人記載，更謂太祖攻寧遠傷而卒。要之，太祖自此不履戰場，延至是年八月十一日未時卒于離沈四十里的叆堡：事先不豫，至清河溫泉休養，大漸回京，崩于途次，壽六十八。

此時隨侍太祖的就是年方三十七歲的大妃，《清實錄》言大妃：

饒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為國，頒言于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言告后，后支吾不從。

此非當時真相，真相是太宗等矯詔大妃殉葬。因為既饒姿，又當狼虎之年，必不能安于室；若有外遇，貽先帝之，猶是小事，問題最嚴重的是，所生三子，太祖生前"分給全旗"，除阿濟格甫年以外，多爾袞、多鐸一只十五、一只十三，如果大妃的夫是野心分子，通過大妃而控制三旗人馬，將肇大。因而假造先帝言，大妃上吊，以絕后患。

當太祖崩于叆堡，匆匆殮，群臣班抬"梓宮"回沈，初更宮，開始談判，整整談了一夜，大妃無奈，終于在第二天辰刻自盡。《清實錄》——天聰九年所修的《武皇帝實錄》，比乾隆朝改篡的《高皇帝實錄》，保存了較多的真相。

《實錄》中接"后支吾不從"句下云：

諸王曰："先帝有命，雖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求，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于地下。吾二子多兒哄、多躲，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

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時自盡，壽三十七。乃與帝同柩，巳時出宮，安厝于沈城西北角。

多爾袞、多鐸后由太宗養，其時孝莊皇后亦為其姑孝端皇后育于宮中，小多爾袞一歲。我一直懷疑世祖為多爾袞與孝莊所生之子，后面將談到，此不贅。

太祖既崩，命八固山共治；九月太宗即位，乃出于代善父子之擁立。《東華錄》：

太祖初未嘗有必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位之議……太祖高皇帝賓天，大貝勒代善長子岳托、第三子薩哈廉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協，其誰不從？"次日，代善書其議，以示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請上即位。上辭曰："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懼弗克善承先志，又懼不能上契天心，且統率群臣，綏萬姓，其事綦難。"辭之再三，自卯至申，眾堅請不已，然后從之。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實》就此析論云：當時論實力，太宗手握兩黃旗，已倍于他貝勒，又四小王皆稚，易代善指揮，唯余有兩大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爭位之列；莽古爾泰以嫡庶相衡，亦難與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擁戴，事勢極順。

代善之所以盡力，由兩子之慫恿。觀于清開國八王，世所謂鐵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育宮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襲。而此兩郡王，一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為順承郡王，即薩哈廉之子勒克德渾。清之所以報酬者如此，蓋代善實為清之吳泰伯。

按：所謂"鐵帽子王"，即"世襲罔替"的親王或郡王。據上文刊封號姓名如下：

一、太祖子三人：

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

二、太宗子二人：

肅親王豪格，承澤親王碩塞(順治十二年改號莊親王)。

三、太祖所育宮中之胞侄一人：

鄭親王濟爾哈朗。

四、代善之后二人：

克勤郡王岳托(初封親王，后因事降貝勒，歿后詔封克勤郡王，其子孫初改封號為衍禧郡王，又改平郡王，乾隆年間復號克勤郡王)；順承郡王勒克德渾。

***

太宗武功不遜于父，在位十七年，征服東海諸部及索倫部，今吉林、黑龍江兩省盡歸統屬，平定蒙古;尤以擊敗察哈爾林丹汗，獲得"傳國璽"，為正式建號"大清"及建元"崇德"的由來。至于侵明之役，前后六次，第二次用反間計殺袁崇煥。由后世來看，明思宗絕非清太宗的對手，清代明興，已端倪。

六次伐明之役如此：

第一次：太宗與袁崇煥議和不，于天啟七年，亦就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大舉攻遼西。遼河以西的大川大凌河，北起義州，南流海，為錦州的屏障。其時大凌河正在筑城，城工未竣，總兵趙率教守錦州，堅守不失，于是太宗渡小凌河，經連山(今錦西)進圍寧遠。

寧遠為袁崇煥親自鎮守。他的戰很特別，環城掘壕，士兵守壕不守城，壕前擺滿大車，作為防工事，而車后有火埋伏。太宗佯退敵，袁崇煥不為所；太宗乃又回師進擊，不道槍炮齊發，清軍死傷無算，是為錦州大捷。太宗出師不利，毀大小凌河而退。

隔了兩個月，魏忠賢對袁崇煥看不順眼，買通史參他不救錦州，袁崇煥罷，以王之臣代為巡。

又過了一個月，熹宗崩，無子，皇五弟信王承大統，即是年號崇禎的思宗。十一月，魏忠賢伏誅；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復起。

袁崇煥復起，殺文龍，以及太宗用反間計假手崇禎殺袁崇煥，過程皆富于戲劇。我曾檢《明史》《石匱書》及其他野史參校，《石匱書》所記殺文龍事最為得實；記復起則足以反映當時輿論對袁崇煥的強烈不滿，此真千古冤獄！此介紹《石匱書》所敘，并作必要的注解。讀過《陶庵夢憶》的讀者，都知道張岱是個很有趣的人，他記崇禎召見袁崇煥的形，充滿了"戲文"的趣味：

崇禎踐祚，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令地方敦趨就道，遂于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平臺，特宣崇煥，并輔臣、尚書、九卿等召對。（按："平臺"在西苑，為明武宗開""時所建以閱兵者，明末出師命將，皆召見于此。清改名"紫閣"。）

上語崇煥曰："直跳梁十載，封疆淪陷，遼民涂炭，卿萬里赴召，有何方聞，據實奏聞。"（按：直即真；遼興宗名耶律宗真，為避諱因改真為直。）

崇煥對曰："臣皇上特達之知，注臣于萬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患可平、全遼可復，以報皇上。"（按："便宜"者，"便宜行事"之謂。袁崇煥知敵不足畏，所患者層層掣肘，不能放手辦事，故袁崇煥首以此為言；此后所有要求，皆不"便宜行事"的范圍。）

上曰："五年滅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輔臣韓爌、劉鴻訓、李標、錢龍錫等奏曰："崇煥肝膽識力，種種不凡，真奇男子也。"

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奏聞，一憑閣臣分，閣臣不可不著力主持。"

上顧諭閣臣，閣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煥又奏曰："邊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盡心竭力，約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核實，第一錢糧，第二械，戶工兩部，俱要悉心措置，以應臣手。"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家楨、張維樞，奏曰："敢不承命。"

崇煥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滅寇為事，五年之中，事變不一，還要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與臣用；所不當用之人，即予罷斥。"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永、王在晉，曰："敢不承命。"

崇煥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無不應臣手，但臣之力制東事而有余，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君門，便萬里，忌功妒能，豈遂無人？即凜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煥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張岱行文，所要強調的是，袁崇煥要挾需索，得寸進尺，最后竟想鉗制言。但既皆許諾，則袁崇煥殺文龍，亦為便宜行事，無足為罪。至于"一出君門，便萬里"，確為當時實，崇禎既許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頭來畢竟聽信浮言，陷袁崇煥于孤立，且以殺，則是君負臣，非臣負君。

至于文龍，自有取死之道，此人為杭州無賴，浪跡遼東，因緣時會，得領師干，造戰報戰功，得升為左都督，據遼東半島、鴨綠江口的皮島，以籌餉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滿洲所需資，多從皮島而來，核其行為，"資敵"無疑；但"日以參貂結當道"。既見殺，當道不復再能得賄，因而怨及袁崇煥，先造蜚語，說袁崇煥通敵；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文龍的首級為信。這話由"當道"(包括言)以至宦，日言于崇禎，信之不疑，所以后來一聞浮言，即以為袁崇煥果然通敵。是則殺袁崇煥，亦不盡由于崇禎庸暗。總之，萬歷一朝四十余年，冤氣戾氣凝集不散，遂有天啟東林之禍，閹黨橫行，崇禎初雖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勢未改，幾無正人君子容之地。此是明朝氣數已盡，崇禎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盡人事，唯果于殺戮，足令志士喪氣，不亡又安可得？

《石匱書》記文龍被誅事，頗為細致，足當實錄。本傳云：

(崇煥)至雙島(高按：指瓊島及皮島)，文龍往寧遠，遲之兩日，見江上戰船將士，皆傲視不顧，諭以"督師親至地方，爾輩何不晉謁？"對曰："未奉將令，不敢晉謁。"

按：此足見文龍心目中本無袁崇煥。但絕不能謂為袁崇煥以其無禮，殺之以為報復；袁崇煥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無主帥之將，則緩急之間，不但不可恃，且要關頭，反足以助敵，亦未可知。袁崇煥所以有五年復全遼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徹底的指揮權。今有此將，安可不除？且知文龍結當道，如果循正當之途徑去，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斷然行。本傳續載：

崇煥愕塞，不發一言。但日與幕客數人，沿江閑步，拾沙際文石，攫奪為戲，或呼酒席地，小飲狂。兵船偵探見者，皆曰："督臺輕狂若是。"皆不以為意。

平而論，袁崇煥此時雖已有必去文龍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文龍能示誠節制，袁崇煥亦樂于有此一支海上呼應支援之兵。只是本上文龍便輕視袁崇煥，那就不能不決裂了。

當時等文龍回來以后，袁崇煥并未手，相與燕飲，每至夜分；席上談公事，袁崇煥主張變更營制，并設監司理民政，文龍怫然不悅，話就談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煥諷示文龍辭回鄉；文龍說："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東事'；等'東事'告竣，朝鮮衰弱，一舉可以占領。"所謂"東事"即指對滿洲的軍事而言。文龍大言不慚，已使得袁崇煥大不快，而居然還存著占朝鮮的妄想，則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實力，對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計劃，完全沒有幫助。至此，袁崇煥才決定采取行。

于是以邀"觀"為由，將文龍至袁崇煥設在山上的行帳；隨行士兵摒拒在外。其過程在張岱的筆下極其生。

《石匱書》記袁、打道，尚有他語；又袁崇煥所帶親兵無幾，而雙島軍數千，袁崇煥何能從容執法？則袁之機智，自別有過人之，仍須看《石匱書》方知其中曲折奧妙：

(崇煥)索其兵將名冊，以給犒賞；文龍不肯進冊，漫應曰："本鎮所帶親丁，現在雙島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領犒。"

按：文龍不肯進冊者，因袁崇煥一直要查核他的餉項支出，恐一進冊則據名冊核餉，弊立見。乃約次日犒軍，登岸較。

乃傳令中軍，帶親丁四面擺圍，崇煥坐帳房犒賞軍士。文龍來謝，坐語良久；崇煥曰："明日不能踵別，國家海外重寄，合煥一拜。"拜已，相約減從，山上親丁仍于山上擺圍。文龍從百二十人，俱繞圍兵，丁千名截營外，崇煥乃命各從過見，勞之曰："各將海外勞苦，糧多不敷，使汝等空乏，實可憫。汝等亦我一拜。"拜已，眾皆泣。

按：向一拜，以寬其意；向眾從一拜，是一種試探。"眾皆泣"則知可以化，可以理折，可以氣奪，然后可以殺文龍。

遂問將姓名，有言可公、可侯、可將、可相，百二十人俱姓。

按：此似近乎兒戲，其言夸誕。實則不然。當時投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標、王得勝之類。有輕率者，則故意制一惡姓怪名以相戲，湘軍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為制一與其人不稱之嘉名相贈，如鮑超目不識丁，貴后始識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時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為恥，遇有機會，每加戲侮。如鮑超曾得部下獻董香屏條四幅，相傳系李闖部下得自明宮，鮑超謂幕友："何無上款？"此幕友答謂："好辦！"援筆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軍門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類皆如是。所謂"可公"、"可侯"的題名，亦是一時相戲，未必有何深意；而文龍不說真話，遂口實。

崇煥曰："汝等豈可都姓？"文龍應曰："皆是小孫。"崇煥作對文龍曰："此便欺我！此輩皆異姓之人，今皆姓！吾聞天子方可賜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顧曰："汝等還該復還本姓，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為此欺罔之事？"因大聲問文龍曰："我到此數日，披肝瀝膽，爾聽我訓誡。豈意汝狼子野心，總是一片虛詞。目中已無天子國法，豈容寬假？"語畢，西向叩頭，請皇命，褫文龍冠帶。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無"尚方劍"，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劍，兩者權威有差減。凡出鎮，必賜皇命旗牌，而尚方劍則系特賜。一請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煥先請皇命，后請尚方，步驟不，自見其智珠在握。

數之曰："(汝)有應斬十二大罪：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郎自據，橫行一方，專制孰甚，當斬一；說謊欺君，殺降誅順，全無征戰，卻占首功，欺誑孰甚，當斬二；剛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萊，問鼎白下，大臣無道，當斬三；每歲侵餉銀數十萬，每月給米三斗五升，克減軍糧，當斬四；私開馬市，潛通島裔(夷)，當斬五；命姓賜氏，不出朝廷，走使輿臺，監(濫)給劄付，犯上無等，當斬六；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為，劫贓無算，為盜賊，當斬七；部將之，收為姬妾，民間之婦，沒為奴，好誨，當斬八；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碗飯，令往掘參，畏不肯往，死島中，草菅民命，當斬九；拜魏忠賢為父，迎冕旒像于島中，至今陳汝明一伙，盤踞京師，結近侍，當斬十；真攻破鐵山，慘殺遼人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為功，當斬十一；開鎮八年，不復守土，觀養寇，當斬十二。"

又諭各曰："文龍十二罪，汝等說當與不當？若殺之不當，汝等上來先殺了我。"延頸就戮，眾皆相視失，叩頭乞哀。

文龍為之氣奪，只叩頭求免；袁崇煥問可公、可侯那班人："文龍當斬否？"都唯唯稱是；中有人以為文龍雖無功勞，亦有苦勞，但為袁崇煥作一喝，亦即住口。

此時，袁崇煥方始請尚方劍，斬于帳下，隨即宣布，只誅文龍，余俱無罪。乃重新部署，將文龍的兵分為四協，以文龍之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分別率領。同時大犒將士，傳檄各島，將文龍的各種苛政盡皆革除。恩威并用，然綏服。

回到寧遠，上奏言其事，最后自陳："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崇禎看袁崇煥如此作為，心里不免害怕，這就種下了袁崇煥不得善終的基因；亡國之君之所以為亡國之君，就在這些地方！從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謂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劉阿斗百事不問，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劉阿斗是個特例：武侯為顧命之臣，劉阿斗倚恃如父，論其實際，并非信任。若如文，自可謂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識人的眼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話雖如此，崇禎自亦不能不優詔相答。于是袁崇煥又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也。其眾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副將陳繼盛攝之。"又請增餉至十八萬。報準奏。

平心而論，袁崇煥的置，確有些欠考慮；當文龍叩頭求免，從畏服，則權威已經建立，只逮捕文龍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將為求保之命，必然聽命，一樣亦可達到整頓的目的。以前方大將，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跡，不能不斷然置以外，絕無請尚方劍立斬的必要。那就無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說袁崇煥通敵，而以文龍的首級為信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邊墻，自遵化侵北京；《東華錄》載：

天聰三年即明崇禎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時尚自稱"金國汗")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兩翼兵營于東北，偵知滿桂、侯世祿等集德勝門。上率右翼諸貝勒前進。又聞瞭見東南隅有寧遠巡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以兵來援，傳令左翼諸貝勒迎擊。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歸順王太監赍和書致明主。

上率諸貝勒環閱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進兵距關廂二里。

戊申，聞袁崇煥、祖大壽營于城東南隅，豎立柵木，令我兵之而營。上率輕騎往視進攻之，諭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遂回營。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歷時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盤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堅固，且無攻城之，所以雖兵臨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煥、祖大壽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戰，而在廣渠門外構筑工事，有斷其歸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邊墻關，陷遵化，薊州巡王元雅自經死，駐關門的總兵趙率教赴援陣亡，清兵遂趨薊州，越三河，略順義，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援，屯營東南即廣渠門外，則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師集，清兵不復再能由三河、薊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門，則只有自順義北走，經云出古北口，袁崇煥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勝門外的總兵滿桂，率師追擊，三面夾攻，清軍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煥，所以此次進關繞道蒙古、熱河，不敢正面攻守錦州的祖大壽及坐鎮寧遠的袁崇煥，勘陣以后，復有"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之語，自度已難力敵，因用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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