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似乎齊東野語，而確為實，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國》敗明朝。這部《三國》還不是陳壽的《三國志》，而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滿洲之有文字，始自萬歷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譯滿文的數漢文書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國演義》。太宗讀此書，且頗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戰略至戰，往往取法于《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計殺袁崇煥，則胎于"蔣干盜書"。茲接前續引《東華錄》如下：

先是獲明太監工人，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至是回兵。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計，坐近工人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袁巡有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佯臥竊聽，悉記其言。

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

《東華錄》據清朝文書所記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記載如何，仍引《石匱書》袁傳以見當時的事及輿論：

崇煥奏："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于彼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北騎果于遵化口。

按：張岱此傳可取，即在敘事公正，并不因為其時對袁崇煥皆曰"可殺"而一筆抹殺。袁崇煥料敵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單弱的警告，兵部即應事先防范；而留難不予王威，全然不符當日平臺召見，事事應手的許諾，則追究北騎口的責任，全在"本兵"。應斬者實為王在晉，而非袁崇煥。

崇煥與祖大壽率蒙古壯丁萬余騎，進援薊鎮。北騎至薊鎮，與崇煥兵遇，不戰，離城數里扎營。次早直趨京師，崇煥尾其后，亦至京師城下，即上疏，請城養病，俟病稍痊出戰。上不許，召崇煥陛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北騎繞城北，山海總兵滿桂方到，兵未列，北騎襲之，大敗，全軍覆沒。滿桂侄殺陣，救出滿桂。滿桂創重，伏馬上馳出城，至城下，請陛見，遂言崇煥于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文龍以為信，今勾引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上猶未信，有二被擄，囚營中逃歸，言親見崇煥差往來，語言甚者；又言城上瞭，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游戲者；又言滿桂戰不利，差人往崇煥營，速其放炮，及放炮，皆無錢糧(彈藥)者。

以上所記，得諸傳聞，頗有失實之，如謂袁崇煥奏請"城養病"云云，已涉于離奇；以下所記，亦復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軍事。崇煥不往而難于辭，乃以軍中見疑，請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以二中使留質軍中。崇煥陛見，即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見崇煥前賜坐，拉之下跪，盡發其通敵狀，并言其接濟寇糧，鑿鑿有據。崇煥見滿桂變，遂不能辯，免冠請死。上命錦衛堂上拿送鎮司，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謂袁崇煥不敢陛見，以及見滿桂變，皆為必無之事。滿桂并未"全軍覆沒"，創亦不甚重；否則，崇禎不致"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事實上是袁崇煥與祖大壽同時奉召陛見，事先毫無跡象顯示此去有何危險，因此召對時驟縛袁崇煥，使得祖大壽栗無人。既退，聞山海關、寧遠將卒不肯滿桂節制，祖大壽乃引所部兵出山海關。如關寧將卒愿節制，以祖大壽的本而言，還是會跟滿桂合作，共北騎。及至祖大壽既奔，滿桂營于永定門外，為清兵所破，滿桂戰死。

其時已復起孫承宗督師，駐通州收容潰卒。當務之急自然是安祖大壽，孫承宗與袁崇煥皆于祖大壽有恩，因而孫承宗請袁崇煥在獄中作書，召祖大壽聽命于孫承宗，仍遣出關守錦州，關外局勢暫時可以穩住了。

關則永平淪陷，由阿敏領重兵駐守，其余清兵于崇禎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孫承宗督師攻復灤州，阿敏怯敵不敢赴援，屠永平民，偕遷安、遵化守將棄城而遁，孫承宗部將張春追擊，斬獲甚眾，永平、遵化、遷安、灤州四城皆復。阿敏則因此被罰，免死幽，他與他的兒子洪可泰自關所奪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給阿敏的胞弟濟爾哈朗，鑲藍旗從此易主。時為天聰四年，即崇禎三年六月。

八月間，袁崇煥被難。閹黨本擬借此翻案，目標還不止于袁崇煥，而是借袁案株連錢龍錫。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云：

時閣臣錢龍錫持正，不悅于閹黨。閹黨王永復用為吏部尚書，引同黨史高捷為龍錫所扼者。遂以龍錫與崇煥屢通書，訐議和，殺文龍為龍錫主使，并罷龍錫。時起用孫承宗，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煥。九月逮龍錫，十二月下龍錫獄。

閹黨借議和、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謀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按：崇禎即位，整肅閹黨，此案名為"逆案"。所謂"前案"即指此。)閣溫仁、吏部王永主其事，發自兵部，而兵部尚書梁廷棟不敢任而止。僅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帝不信龍錫逆謀，龍錫亦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令長系。

明年，中允黃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詔所司再讞，減龍錫死，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周延儒當國，尼不行。南渡后始復歸里卒。崇禎宰相五十人，龍錫尚為賢者，崇禎初與劉鴻訓協心輔政，朝政稍清，兩人皆得罪去。崇煥則以邊事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余貲，天下冤之。

按：崇禎即位之初，誅魏忠賢，定逆案，撤九邊監軍太監，罷蘇杭織造，用錢龍錫、劉鴻訓、來宗道等閣辦事。來宗道雖有"清客宰相"之稱，錢、劉則皆為不附魏忠賢而于天啟朝見斥者。崇禎初政，確有一番清明氣象；所惜除惡不盡，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溫仁值經筵，周延儒為禮侍，而劉鴻訓不旋踵罷去，逆閹流毒復起，可為扼腕。

袁崇煥死得很慘，《石匱書》本傳：

于鎮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手撲，百姓以錢爭買其，頃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此段記載，似有言過其實，但必有其事，則毫無可疑。其家屬在遼者，流貴州；在籍者，流福建。史書皆謂其"胤絕"。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詔查問袁崇煥后裔下落，廣東巡尚安查奏："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繼為嗣，見有五世孫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峽江縣丞。

民初東莞人張江裁作《東莞袁督帥后裔考》，據云：袁下獄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間，后依祖大壽，其子名文弼，以軍功編為寧古塔正白旗漢軍，后居黑龍江璦琿。傳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六年至副都統，從欽差大臣德興阿輾戰江南，為滿洲名將，緒八年卒，年七十六，至吉林將軍。富明阿多子，長子壽山、六子永山皆顯達，但惜隸于旗籍。袁崇煥地下有知，不悉其為欣，抑為憾。

***

袁崇煥一死，最大的影響是不復再能用祖大壽。《清史列傳·貳臣傳》記祖大壽云：

(崇禎)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軍)克永平，下遷安、灤州，各留師鎮守。(孫)承宗檄大壽率兵關規復……四月，大壽同總兵馬世龍、楊肇，副將祖大樂、祖可法等襲灤州，以巨炮擊毀城樓。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遷安者，皆不能守，棄城出關而歸。大壽仍鎮錦州。

能"以巨炮擊毀城樓"，則城何可守？阿敏棄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薊州四城，實為借刀殺人之計。除阿敏的機，早肇于太祖新喪之際。《東華錄》崇德八年八月，召責阿敏旗下大將傅爾丹時，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駕哭臨時，鑲藍旗貝勒阿敏遣傅爾丹謂朕曰："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諭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則兩紅、兩白、正藍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無國，將誰為主乎？若從此言，是自壞其國也……復召鄭親王問曰："爾兄遣人來與朕言，爾知之乎？"鄭親王對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謂必無是理，力勸止之。彼反責我懦弱，我由是不復與聞。"

阿敏請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遲早必肘腋之患。濟爾哈朗育于太祖宮中，小于太宗七歲，誼如同胞，故太宗思奪鑲藍旗予濟爾哈朗，為理所必至之事。薊州四城本由濟爾哈朗占守，兩個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時祖大壽由孫承宗，將領兵援，事先遣諜潛永平偵察，為清軍所獲斬于市，乃知錦州明軍將關。祖大壽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濟爾哈朗，借攫其鋒：勝則損其實力，敗則以此為罪。其為借刀殺人，勢顯然。

收復薊州四城后，孫承宗逐漸整頓防務，由關擴及關外，崇禎四年七月，命祖大壽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錦州以東，在此筑城，即為向前推進，是采取攻勢的明證。太宗自不容此城之，自率主力渡遼河，出廣寧大道，而以德格類等率偏師出錦州以北的義州，遙為呼應。八月，師至城下，城軍民工役三萬余人，糧食是一大問題，太宗因定長圍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東西每一面三路，大將在前，諸貝勒、臺吉在后，佟養率包錦州大道而營。其時清軍已有紅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將軍"，即由佟養督造，亦由佟養為炮兵指揮。圍城的工事，規模浩大，據《清史稿·祖大壽傳》：

周城為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為墻，高丈許，施睥睨。營外又各為壕，深廣皆五尺。

因此，朽山、錦州兩路援軍，都未能到達大凌河城。九月，遼東巡邱禾嘉、總兵吳襄(吳三桂之父，祖大壽的姊夫。吳三桂為祖大壽的外甥)，合軍七千人赴援，亦為太宗親自領兵擊退。

太宗長圍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則曰："(明)善xx兵，盡在此城。"二則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若殺爾等，于我何益？"(俱見《清史列傳·祖大壽傳》)尤以生致祖大壽為志在必得，所以設圍之初，即再次致書招降，第二通中有這樣的話：

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唯將軍指示。

這不僅是請祖大壽當他的"軍師"，直是請祖大壽發號施令。這當然是從《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得來的靈；而此后之善視祖大壽，則參用曹瞞之于關云長的故智。當大凌城中"糧盡薪絕，殺人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的地步時，祖大壽終于投降，事在崇禎四年十月。

祖大壽初降，太宗與之行"抱見禮"，親以金卮酌酒勞，贈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壽策，奇襲錦州，《清史列傳》本傳載其事云：

命貝勒等率八旗諸將及兵四千人，俱作漢裝；大壽率所屬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趨錦州，炮聲不絕，為大凌河城中人突圍奔還狀。會大霧，人覿面不相識，軍皆失隊伍，為收兵而還。

如果沒有這場大霧，我很懷疑，一錦州，此作漢裝的四千清兵，恐將不復再得回遼東。祖大壽始終無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證以此后況，事實確是如此。

或謂："然則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澤潤、親子澤洪、養子可法在，又將如何？"我的答復是：祖大壽知道太宗不會因他的歸明而殺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殺，亦符大壽之愿，其部下終不為清所用。

《清史列傳》本傳又載：

十一月庚午朔，諭諸貝勒曰："朕思與其留大壽于我國，不如縱錦州，令其獻城，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往，倘明國(朝)別令人據守錦州，則事難圖矣。自今縱還大壽一人，而攜其子侄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幾有益。"

此真是看得，做得出。太宗與崇禎在位同為十七年，何以此勝彼敗？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禎則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傳續記：

乃遣人傳諭，詢大壽曰："今令爾至錦州，以何計城？既城，又以何策事？"大壽對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山，今徒步而來。錦州軍民，俱我所屬，未有不信者。如聞炮則知我已城，再聞炮，則事已，上可以兵來矣。"遂以其從子澤遠及廝養卒二十余自隨。既渡小凌河，舍騎徒行，遇錦州探卒，偕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語其所屬諸將曰："錦州兵甚眾，將從圖之。爾諸將家屬，已潛使人贍養，后會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來，無妨也。"于是上將旋師，賜敕大壽，令毋忘前約。大壽復遣人赍奏至，言："期約之事，常識于心，因眾意懷疑，難以驟舉。皇上矜恤歸順士卒，善加養。眾心既服，大事易。至我子侄，尤垂盼。"上命毀大凌河城，攜大壽從子澤洪等及諸將以還，優賚田宅服用。降兵萬余，咸分隸安業。

祖大壽初回錦州時，只言突圍而出，但副將參將等高級將投清，這件事是瞞不過的，遼東巡邱禾嘉疏上聞。崇禎當然要殺祖大壽，卻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羈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條借刀殺人之計。《清史列傳》本傳：

唯以蒙古將桑噶爾寨等赴援不力，戰敗先遁，令大壽殲之。事泄，桑噶爾寨率眾蒙古，環甲三晝夜，執大壽來歸本(清)朝。大壽之曰："我視爾如兄弟，爾安得若此？"桑噶爾寨曰："聞盡殺我等，圖自救耳。"大壽曰："殺我自必及爾；殺爾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遼東明軍，雜有甚多蒙古部隊，此即王象乾所優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張為"以虜制夷"的戰略。觀上引之文，形是很明顯的：祖大壽只帶"從子澤遠及廝卒二十余"回錦州，何能殲滅桑噶爾寨所率的"眾蒙古"？又"事泄"者，當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風"。祖大壽謂桑，"殺爾自必及我"，則是已知為借刀殺人之計，為桑揭穿底蘊，自然相安無事。此一段記敘中有筆。

一計不，又生一計；本傳又記：

敕使自京師召之者三，大壽語錦州將士曰："我雖竭力為國，其如不信我何？"終弗往。

有袁崇煥平臺被縛前車之鑒，祖大壽何能上當？但從此數語中，可以推知祖大壽當時的心跡：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舊希能為明守邊，甚至犧牲在滿洲的親屬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這句牢，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猶未改，但可知其已無殉國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書，不報；多鐸征錦州，則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間又另是一個局面了。

***

我以前談過，所謂"天命"、"天聰"，只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漢文稱號，究其實際，在天聰八年以前，國號為"后金"，自稱"金國汗"；至崇禎八年，始定國號為"清"，并建正式年號"崇德"。也可以說，在此以前，希以山海關為界，劃疆而守；在此以后，始決心進窺中原。而促太宗此一決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爾獲得了一方"傳國璽"。

走筆至此，先作一篇"傳國璽考略"。按："皇帝"一詞，起于秦始皇；以故作為"恭膺天命"之憑證的璽，亦起于秦始皇，《太平覽》云：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命于天，既壽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萬世一系，傳之無窮，因名之為"傳國璽"，但僅及二世；劉邦先咸，子嬰降于道左，此璽遂為漢得。明人劉定之作《璽辯》，述其源流甚詳：

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后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按：璽為螭鈕)。董卓之，帝出走，失璽。

孫堅得于城南甄井中。袁拘堅妻，得以稱帝。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漢傳國之璽。"

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其子求救于晉，謝尚遣兵鄴助守，因紿得璽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氏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益恥之。(按：時為東晉穆帝永和八年。)

謝尚到底是否騙回這方秦璽，大疑問；但自南北朝開始，"其間得喪存毀真贗之故，難盡究詰"，直謂之秦璽已亡，亦非過言。

自唐朝開始，"傳國璽"改稱"傳國寶"，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隋煬帝蕭后，自突厥奉璽歸，亦非秦璽，而是很可能為永和年間所制的晉璽。至后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廢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則連晉璽亦亡。

"兒皇帝"石敬瑭，又制一璽，后世稱為"石氏璽"；契丹滅晉，明知此"傳國寶"的來歷，但對外不道破真相，遼興宗耶律宗真試進士，且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石氏璽"后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謂"傳國璽(寶)"者，共得三璽：

一、秦璽，文曰："命于天，既壽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晉璽，文曰："命于天，皇帝壽昌。"毀于后唐廢帝。

三、石氏璽，文曰："天明命，惟德允昌。"遼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時忽有咸平民段義，獻一青玉璽，謂即"傳國璽"，曾鞏曾上表稱賀，且改元為"元符"。事實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繼承真宗朝臣丁謂的另一班臣蠱庸主的花樣。朱子曾有《書璽》一短文：

臣熹，恭維我太祖皇帝，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圣、元符之后，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紹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號。紹圣四年改明年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謂"紹圣、元符之后，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真是史筆。

金兵汴梁，得璽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義所獻之璽。至金哀宗完守緒死于察州，則連宋璽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史中丞崔彧由故拾得之妻購得一青綠玉，四寸方，三寸厚，經監察史楊桓鑒識篆文為"命于天，既壽永昌"，以為即秦璽而進獻。其實此即宋哲宗朝臣假造的"傳國璽"。此偽秦璽至元亡，順帝挾之走沙漠，猶自夸"我有傳國寶"。其后不知所終。

至于清太宗所獲自察哈爾一璽，非元順帝挾以北走的偽秦璽，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為元順帝走沙漠時所失落的玉璽。《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有元玉璽，龍紐，鐫漢篆曰："制誥之寶。"順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見羊不食草，以蹄撅地，發之乃璽，歸于元裔博碩克圖汗，后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爾袞令額哲獻于上。

據此可知，由察哈爾發現的玉璽，非宋璽，非石氏璽，非晉璽，更非秦璽，清史鐵記太宗得"傳國璽"者皆妄。但此璽為唐以后所造，而來自元宮，則確鑿無疑。

***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爾，則為得以亡明的一大關鍵。當時滿洲三面敵：西面的明軍；東面的朝鮮；西北的察哈爾，明朝稱之為"漢"，為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強者三部：一為科爾沁，居蒙東部，當遼東之北、黑龍江之南，與滿洲邇；二為鄂爾多斯，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爾，居蒙中部，包括今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爾更為強中之強。

科爾沁酋長姓博爾濟吉特氏，亦為元裔，曾參加"九國聯軍"之役，其后化敵為友，和親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莊后，以及多爾袞、多鐸的福晉，皆出此族，與清朝世為國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

察哈爾為元順帝嫡系子孫，所以酋長稱"汗"。其時的林丹汗雄桀為蒙七部酋長之冠，一向輕視滿洲，且倚仗士馬強盛，侵凌同族，與科爾沁更是極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籠絡"西虜"以制"東夷"的"西虜"，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滿洲的大敵。

天聰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靜待祖大壽舉錦州來降，暫無舉，因而用其兵攻察哈爾，林丹汗率師西遁，太宗降其部眾數萬，收兵而返，并未徹底解決。至天聰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詢："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何者當先？"都以為應先征明，但太宗一則不愿與祖大壽鋒，再則打算著相機攻林丹汗，所以沿長城西行，由龍門關口，縱掠宣府一帶，兵圍大同，死傷甚眾而無功。

閏八月將班師時，有一意外喜事，《清鑒綱目》卷首《平定蒙古》載：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萬眾，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灘，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額哲，擁眾萬余，居河套外。

額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竇土門福金卻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數人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聰實錄》載：

八年閏八月辛亥，察哈爾國林丹汗……竇土門福金攜其國人來降……眾和碩貝勒等公議奏云："天特賜皇上察哈爾汗竇土門福金，可即納之。"上固辭曰："此福金朕不宜納，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當以與之。"代善等復力勸上納……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賜，上若不納，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多納妃嬪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義而荒于，臣等豈特不勸之納，有不于上前力諫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納則臣心欣悅，不納則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師時駐營納里特河，曾有雌雉幄之祥，揆此不納，恐違天意，于是納福金之意始定……護送福金多尼庫魯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來也。皇上納之，則新附諸國與我等皆不勝踴躍慶之至矣。"

代善等力勸太宗納竇土門福金，即因一開其例，諸貝勒便可"人財兩得"；護送者亦認太宗能納，則以此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額哲以此為仇，故不能不躊躇。下一年，太宗命多爾袞招額哲所部，《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九年二月，上命多爾袞同貝勒岳托、薩哈璘、豪格統兵一萬招之。四月至錫喇珠爾格，降其臺吉索諾木及所屬千五百戶，進托里圖，恐其眾驚潰，按兵不。額哲母業赫，貝勒錦臺計孫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達爾漢，皆為我大臣，遣宣諭，額哲遂奉其母，率宰桑臺吉等迎降。

按：錦臺計即金臺吉。前面談過，他是太祖的兄，亦為代善的岳父。金臺吉有一子名德爾赫爾，其歸林丹汗，生額哲。阿什達爾漢為金臺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戰功，太宗時"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來的"理藩院尚書"。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額哲生母。

除了竇土門福金及額哲之母以外，林丹汗還有三個妻子：一個囊囊，一個伯奇，一個俄爾哲圖，此時從額哲的份而言，稱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勸代善納此婦，代善不愿，《天聰實錄》九年七月載：

上納察哈爾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謂大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爾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數次，代善對曰："人雖名為大福金，但無財帛牲畜，吾何能養之？聞察哈爾汗尚有大福金蘇泰太后，待其至，我將娶之。"

此"蘇泰太后"即額哲之母，《蒙古源流》稱之為"蘇臺太后"。而囊囊太后為"多羅大福金"，滿語"多羅"譯漢文為"理"，此"理"字有多種解釋，在此作"正式"之意。滿蒙部落酋長多妻，輒稱之為"福金"，即漢語"夫人"；而稱"多羅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經過儀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縱非元配，亦為繼配，所以太宗謂之"有名"。但既為元配或繼配，年齡與林丹汗相差不遠，老丑而又無貲，故代善不。而蘇泰太后則太宗以濟爾哈朗妻已亡，早以蘇泰太后相許，他說：

"先既許弟(按：濟爾哈朗為太宗堂弟)，后復與兄，是無信也。朕言既出，豈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諭數次，代善不從。時阿泰貝勒(等)聞之，奏上言："此福金因無財畜，故大貝勒不娶。臣等若早聞許大貝勒之說，亦必勸止。此人乃察哈爾汗多羅大福金，皇上宜自納之，不可與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義稍有未協。意謂代善不娶囊囊太后，不妨聽之；如早聞太宗有此意，亦必勸阻。此下有一段沒有說出來，而太宗自能意會：囊囊太后雖老丑而無財畜，但的名號在察哈爾有相當的號召力，如有異心，可利用為工。因勸"皇上宜自納之，不可與他人"，即為防微杜漸，預遏源之計。

于此，我又別有看法：代善之不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無財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跡，小心謹慎而已。只看他推辭的理由，只因"無財帛牲畜，吾何能養之"，便知是托詞。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爾的三太后——伯奇、俄爾哲圖、蘇泰，由豪格、阿泰、濟爾哈朗分娶。元璽即由蘇泰太后帶來，為額哲換得一個親王的封號。

察哈爾既平，朝鮮則于天聰元年，曾為二貝勒阿敏所敗，訂盟約為兄弟，力所能制，亦無后顧之憂，而又適得元璽，遂有中原之志。天聰十年(崇禎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寬溫仁圣皇帝尊號，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聰十年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當然要獲得鄰國的承認，遣使征聘于朝鮮，朝鮮國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鮮之于明朝，始終不貳，至清初猶然；此中有個特殊的原因：明祖生母碽氏，籍隸三韓，所以他是朝鮮的外甥。李朝各王，向來事明猶父；而明朝之于朝鮮，保護亦不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淵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戰爭，《清鑒綱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親率大軍，再伐朝鮮，渡漢江，克其都城。(朝鮮王李)倧奔南漢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而太宗圍南漢山城急，破朝鮮諸道援兵，獲倧妻子于江華島。倧懼，始遣使乞降，棄兵械、服朝服、獻明室所給封冊，而躬自來朝。太宗見之于漢江東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鮮世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鮮既服，皮島勢孤，太宗遣兵與朝鮮夾攻取之。

其時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顧不暇，實在無力庇護藩屬；而朝鮮總以為天朝大國，不管滿洲，還是流寇，無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無不克取，寄甚深，因而態度強。及至登萊總兵陳洪范出師阻風，清朝又大破其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頗為徹底。太宗先虜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屬多人；和約既，仍留朝鮮兩王子為質子。至于征朝鮮得濟，則由于孔有德之降清，為袁崇煥切從事殺文龍的后癥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為清朝所封的四異姓王。順治九年，孔有德歿于桂林，有一子為桂王部將李定國所殺，嗣絕、爵除，是故康熙年間，止稱"三藩"。

孔、耿皆為文龍部下。袁崇煥殺文龍，以陳繼盛代領部眾，孔有德認為不足與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東，為登州巡孫元化用為參將。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騎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紀律無法維持，而孔有德猶以軍法從事，軍心更為不穩。行至德州以北的吳橋，為部下劫持，終于造反，于是回軍自西而東，一路大肆擄掠，王師變土匪。到得登州，約耿仲明為應，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遼東同鄉。登州對岸的旅順，以及旅順口外的廣陸島，駐有副將兩員，亦舉兵反明，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的兩支叛軍合流，聲勢甚壯，孔有德自稱"都元帥"，登壇拜將，耿仲明等四人皆為"總兵"，四出攻掠。明朝調保定、天津、昌平三鎮兵會剿，歷時一年，勞而無功。

因此，兵部定以遼制遼之策，將祖大壽在寧遠的部隊調進關，以祖大壽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吳襄兩總兵率領，包圍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決定投清，一面派人聯絡，一面調集戰艦突圍，過旅順口為總兵黃龍所襲，至鴨綠江又為朝鮮兵所攻。與孔、耿同時起事者共六人：四"總兵"，一"副帥"、一"副將"為父子，亦為創議造反之人，經此三番接擊，不是陣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殺人的事不可知，不過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達了投清的目的，說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傳》中，由乾隆定名的《貳臣傳》，以為清效命、被難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當其天聰七年投清時，本傳記其所"恩遇"如下：

四月，命諸貝勒總兵駐岸降……有德偕仲明攜人眾輜重來歸，給田宅于遼。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行抱見禮，親酌金卮勞之，賜敕印，授都元帥。尋隨貝勒岳托征明旅順，破其城，黃龍自刎死，有德收遼人數百自屬。及還，有德墜馬傷手留遼，詔之曰："都元帥遠道從戎，良亦勞苦，行間一切事宜，實獲朕心，至于贊襄招，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又遭銜蹶之失，適聞痊可，大朕懷。"

按：上引孔傳，有兩點需要解釋：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須隔海的登州巡自陸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奪圍出海，向鴨綠江西岸的清軍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東北即可，何以北駛經旅順口，致為黃龍所邀擊？

要研究這個問題，首須了解，遼東在明朝，西起山海關，東至鴨綠江與朝鮮界，在疆域上都屬于山東。清以后，習慣上遼東改稱關東，山東大漢自芝罘渡海北上遼，稱為"下關東"；用一"下"字，即有關東仍隸山東之意。所以然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山東，遼東都指揮使，金州衛"下說得好：

衛(金州衛)控臨海島，限隔中外……舊置運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鐵山旅順口，通計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島嶼相，皆可灣船避風。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自正德以后，舊制浸廢；嘉靖中雖嘗舉行，而議者旋以民伏匿為言，復罷。

夫創法之初，以遼隸山東者，正以旅順海口，片帆可達登萊耳。乃修舉無，坐視遼左之匱乏而莫之恤歟？

這是痛惜海運之廢。當初的運道，自江蘇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順，總計一千一百里。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南北對峙，中間以一連串的大小島嶼，如鏈之聯，并以區分為黃海與渤海。所謂"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鏈"之西的渤海為海，而之東的黃海為外海。是故外艦一渤海，即犯。清末李鴻章經營旅順港，在國防的觀點上，絕對正確，無奈亦是"修舉無"。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個問題，大凌河失守，則金州衛不保，旅順落敵手，直接威脅"片帆可達"的登州，所以孫元化不但在行政區分上有赴援的義務，在守土責任上亦有預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個問題，亦可從"島嶼相，皆可灣船避風"一語中去會；大海茫茫，不循運道，自取航向，不說當時船舶設備之簡陋，就是現代的戰艦，亦不能貿然從事。

自旅順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屬下二十五衛之一的海州衛，即今遼寧海城。《讀史方輿紀要》記海州衛所屬"梁房口關"云："衛西南七十里，又東南九十里，即蓋州也。海運之舟由旅順口達者，于此于遼河。"然則為今之營口無疑。又記遼河云："在衛西南五十五里，自遼界流，又南注于海，謂之三岔河。"是則三岔河即自遼海的最后一段遼河。凡大川，上下游異名者，無足為奇；遼水自塞外迤邐南來，經鐵嶺、沈而至遼西南牛家莊驛(今牛莊)附近，納太子河、渾河，南注海，形似三叉戟，為三岔河得名的由來。

運道由此而達，可直抵遼沈嶺，以迄開元城西之老米灣，河東十四衛，俱可無不給之虞。

沈嶺指順關口的薄刀山而言。開元即開源。河東者，遼河以東之謂。遼東二十五衛，十一衛在遼河以西，即廣寧及中左右共四衛，又前后中左右五屯衛，加義州、寧遠兩衛；十四衛在河東，即定遼前后中左右五衛，加東寧、海州、蓋州、復州、金州、沈、鐵嶺、安東、三萬等九衛。定遼五衛及東寧衛，均在遼附近，大致南滿鐵路自開源(安東衛)以下兩側之地皆是。當時華所在，則為金、復、海、蓋四衛，"并稱沃饒，為之本"。至于"三萬衛"，顧祖禹贊之謂"居全遼之上游，為東陲之險塞"，又記其四至謂"南至鐵嶺衛百二十里"，又謂安東衛在"三萬衛治西南"，安東衛治開源，是則三萬衛應在開源東北，而南距鐵嶺百二十里，夷考其地，應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鄭家屯，今為遼源，應為三萬衛治北界，亦為遼東都指揮使司轄地北境之限，因為東北即科爾沁左翼中旗，在當時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遼河以西十一衛軍食，除屯墾自給以外，不足之數可由關補給，或由海道運糧至覺華島屯儲。遼河以東十四衛，則以遼河兩岸泥淖三百余里，稱為"遼澤"，水勢漲落不定，大規模的船運極其困難，隋煬帝、唐太宗伐高麗，皆搭浮橋或以車為橋梁。因此河東乏食，難河西接濟。明朝嘉靖三十七年，遼東大水，遼督王忬(王世貞之父)請開海，以蘇遼困；四十年，山東巡朱衡以海一開，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民伏匿，不便"，奏請復。此所以顧祖禹有"修舉無，坐視遼左之匱乏而莫之恤"之嘆。如河東十四衛得因足食而不撤，則建州三衛，豈得猖狂？此亦清興明衰之一大關鍵。

現在回頭再談孔有德。他與耿仲明降清為天聰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見太宗，已見前引孔傳。就在這個月，太宗遍諮大臣，征明、朝鮮、察哈爾，何者當先?何以早不問，遲不問，問在此時？即因從孔有德獲得兩大助力，太宗始有決定戰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本談不到征朝鮮。

這兩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騎稱雄，并無水師。天聰元年阿敏與岳托、濟爾哈朗征朝鮮，其王李倧請和，阿敏不肯，而岳托與濟爾哈朗議，以和為宜，阿敏終被說服，原因即在清軍無戰艦，亦不習水師。如皮島明軍與朝鮮水陸夾擊，斷其歸路，清軍豈能幸免？現在有孔有德帶來的戰艦，況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軍，旗幟雖以白鑲皂，為鑲白旗漢軍，而號為"天佑軍"，明白表示天助其之。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獲知旅順的虛實。在此以前，清軍最多只攻到牛莊，不敢再深。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幾即隨岳托征旅順，大獲全勝，因而導致尚可喜來降，《清史列傳》本傳：

尚可喜，遼東人，父學禮，明東江游擊，戰歿于樓子山。崇禎初，可喜為廣鹿島副將，值皮島兵，總兵黃龍不能制，可喜率兵皮島斬者，龍鎮島如故。及龍以旅順之戰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誣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島。舟發廣鹿，風大作，不克進；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偵得其，嘆曰："吾家世捐軀報國，媢嫉者反之死地耶？"遂還據廣鹿，遣部校盧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納款，時天聰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賚之。

八年正月，可喜舉兵略定長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將二，合眾數千戶，攜軍輜重，航海來歸；命安楫于海城，贍給糗糧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順時所獲可喜親黨二十七人與之。四月詔至盛京，賜敕印，授總兵，軍營纛旗以皂鑲白，號"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從征朝鮮，朝鮮既降，轉攻皮島，《清史列傳·英親王阿濟格傳》：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鮮，令駐守牛莊。二年三月以貝子碩托等攻皮島，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軍，令都統薩穆什哈率護軍前進；都統阿山等率銳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車爾格督八旗及漢軍、朝鮮等兵，乘巨艦其城；都統石廷柱、戶部承政馬福塔從北隅督戰。敵不能支，遂克皮島，斬總兵沈世魁，敗諸路來援之兵，俘戶三千有奇，船七十，貲畜無算。

此所謂"漢軍"，即指天佑、天助兩軍。尚可喜因與沈世魁積怨，尤為賣力。其時孔、耿、尚均已封王：孔為恭順王、耿為懷順王、尚為智順王。

皮島既克，清朝在關外已無敵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將，而最重者為祖大壽，打算著到與明朝全力周旋時才用他；此時便是時候了。《貳臣傳》本傳：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將世、澤潤(以侄而嗣為大壽長子)三等子，澤洪(大壽第三子)、可法(大壽養子)一等男，皆任參政。二年以蒙古輸誠、朝鮮底定、廓清皮島諸捷音敕示大壽，使陳征明之策。大壽又不報。

祖大壽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禎十一年)清兵大舉伐明時，在關外力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師，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實際上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鑒綱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師再舉，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關，而令睿親王多爾袞，由云縣北，毀墻子嶺而，會于涿州，分兵八道，由盧橋進趨良鄉，下四十八縣。

又：《貳臣傳·祖大壽傳》：

(崇德)三年移駐中后所，邀阻征山海關大兵，互有殺傷。上親臨以敕諭之曰："數載相別，朕謂將軍猶在錦州，一晤而旋；不意將軍乃駐此地！出城一見，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將軍是聽，朕終不相強。若曩則來而釋之，今乃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將軍雖屢與我軍相角，為將之道，固所宜然，朕絕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見疑。"尋命移師攻其兵之列營城外者，至則大壽已收兵城矣。

由于祖大壽擋住山海關一路，太宗又不力戰，因而這一次侵明，復又變為"來趨附，飽則遠飏"式的大擄掠。細考紀傳，太宗的戰略是，以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領重兵破邊墻為先鋒，而太宗則由祖大壽為助，公然關，與多爾袞分道完對北京的包圍后，會師涿州，大舉進攻。及至山海關被阻，此役即了多爾袞的重頭戲，而他唱得有聲有，《清史列傳》本傳：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將軍，統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東登山，毀邊墻，掩其無備，取青山營，遣人約右翼兵會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運河，長驅并進。自北京西，千里，明將卒皆潰，略地至山西界而還。復東趨臨清，渡運河，攻濟南，破之，還略天津、遷安，由太平寨出青山關，凡二十余戰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戶口二十五萬有奇。四年四月凱旋。

按："河西"者，通州張家灣以南的"河西務"；所謂"右翼兵"，當是太宗長子豪格所率領。《清史列傳》本傳：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毀邊墻，敗明兵于潤，遂下山東，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毀橋拒我師，列陣敵，潛渡繞其后，敗之。還，下東縣，又遣騎二千敗郭太監兵于滹沱河，破獻縣。四年四月凱旋。

多爾袞、豪格兩傳并看，戰況如見。多傳所謂"左沿運河"即指豪格所領的一路，沿運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谷，經壽張至曹州，由原路北歸時，破東，遣別軍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獻縣，然后與左翼會合而還，歷時凡七個月。

多爾袞以天聰三年八月破董家口關，較豪格早一個月，而戰功遠較豪格為多。董家口疑為潘家口之誤。潘家口關在遷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東為青山口關，其南即青山營。如由潘家口破邊墻關，往東奇襲青山營，始可謂之"掩其無備"。既破青山營，其進取路線，當是由遵化而西，破薊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務會右翼兵，至涿州后，復分左右兩翼，而豪格為左翼向東經固安，沿運河南下；多爾袞為右翼，所謂"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漢路線，自涿州至邢臺，路東路西各大城殆遍。孫承宗籍隸高，即于是役中闔門殉難。

至邢臺折而往東，經平鄉、威縣即至臨清，渡運河破濟南后，沿海邊北上，略天津、遷安后，由青山關口出關。這一個大圈子兜下來，只花了八個月的工夫，當時清兵之強悍，可想而知。所俘"戶口二十五萬有奇"，自然編"包"。這一役的戰果碩，對于清軍實力之增強，有極大之關系。

其時明朝正苦流寇，大學士楊嗣昌主與清議和，以期外患稍紓解，全力辦賊；而廷議爭持不決。主戰最力者，為前宣大總督盧象昇，此人江蘇宜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慷慨有智略，作戰不顧，外號"盧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關一路有祖大壽，宣化、大同一帶有盧象昇，足清軍。崇禎三年五月，盧象昇奔喪回里，八月間，遂有多爾袞破邊墻關，薊遼總督吳阿衡戰死，朝廷急召三邊總督洪承疇援，起盧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兵。《石匱書》盧傳：

(崇禎十一年)九月，北騎由墻嶺，薊督吳阿衡，椒香戚寵，侈兼何孟，廚設銀鐺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辦。以豪勇聞，倉猝出師，殲焉！國人洶洶，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大司馬；陛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脈也；通德二倉，國儲也；腹地空虛，國腑臟也。臣枕戈待戰，唯中樞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寢；通州、德州為水路大碼頭，南漕北運，皆貯此二倉，而此諸，皆為北騎所經；且腹地空虛，一遭侵，如無人之境，故覺可憂。

所謂"中樞勿掣臣之肘"，即指楊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關監軍太監高起潛，為楊嗣昌一黨，"掣肘"不必在"中樞"，就地可辦。《石匱書》盧傳又記：

監臣高起潛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萬，兵力遂單；北騎挾二馬或至三馬，日行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道，由新城河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眾……象昇戰慶都，斬馘百余，顧默念敵深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如顧易潰，須厚集其陣，伺敵飽，疾力戰可以得志。奉旨切責，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眾至保定決戰。

此言高起潛勒兵不發，盧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滿萬。相反的，清兵不但數量上占優勢，而且每人有兩匹或三匹馬，疲則換乘。"稅"者"稅駕"，解鞍休息之謂；"不稅"即換馬不換人，故能日行百里，銳利非凡。至"慶都"當系都之誤，因為古今地名，并無慶都其名。

按：盧象昇的戰略是正確的。敵軍勢銳，而備多力分，徒然犧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實力，等到敵軍深，擇適當時機打一場殲滅戰；以弱敵強，不得不然。但有掣肘的楊嗣昌，必以怯敵畏戰為責，于是盧象昇乃由都北上，在保定決戰。

可是，行軍所至，遭遇的況如何？且看張岱所記：

定(保定巡)閉關，不設芻糧，從墻縋餉千金。時商賈道斷，村民駭，持金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語監軍詞臣楊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戰守計。"

按：兵至保定，張其平拒而不納，只從城頭上縋下一千兩銀子助餉。回師至石家莊之西的藁城，一以覓食，一以邀擊趨齊之敵。"恒"者恒郡，漢置，以避漢文帝劉恒之諱，改名"常山郡"，當今石家莊以南元氏縣、贊皇一帶之地，此地有駐軍者，故囑楊廷麟往商戰守之計。

盧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賈莊遇敵，手斬百余人，獲小勝。第二天"北騎數萬麇至"，力戰而死，年三十九。壯烈殉國，而有"要人誣象昇不死；獲尸群嘩"。《石匱書》盧傳：

(楊)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斷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業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盧公實死行間，氣英英不腐，必為神。我沒其節，則鬼誅，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驗；順德守于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頤后，刀痕深寸許，中四箭，凝猶漬麻上。設祭哭，軍民雨泣。容誰欺乎？"事乃雪……贈太子太保，賜謚忠烈。

按：此"要人"自為楊嗣昌。既誣以不死，而忽然發現尸首，自然大嘩。楊嗣昌命巡按史遣人往驗，確為盧尸；而巡按以為所驗不實，用刑供，三人中兩人改口，獨"俞貂鼠"不肯沒盧之大節。既已杖斃俞貂鼠，猶復驗，得順德縣令于穎上言而止。

據于穎所言，盧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為直隸州，即今河北曲、深澤兩縣，在正定之北。當是轉戰敗退，至定州力竭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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