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先不查清真詞，不知有無此一闋愁字韻的"凰臺上憶吹簫"，但李清照卻有此詞，錄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事，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與趙而忭之作，韻腳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換頭應押韻的"休休"，改為"悠悠"。這就發生一個有趣的疑問了，、清照為同時人，但清照已南宋，行輩稍晚；故如有此"愁"字韻一詞，則清照為步韻，趙而忭謂"用周"韻亦不錯。問題是，以詞意而論，趙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韻，清照此詞，題作"別"；而全首詞上半闋如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闋如為冒辟疆而作。李容齋的百首宮詞中，有"睡足日高猶慵起"句，與"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趙而忭加注"用周'凰臺上憶吹簫'"的用意，不出兩端：一是有所諱，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詞來對看，所以特標"周"；一是有所，即是留此疑問，作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別"，便是董冒二人兩地相思的寫照。

***

董小宛歿于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個多月中，宮闈不寧，出乎常，觀《湯若傳》及時人記載，參以上諭，事如見。《湯傳》記：

這位貴妃于1660年產生一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為將來的皇太子的，但是數星期之后，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為哀痛所攻，竟致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著他，使他不得自殺。太監與宮中一共三十名，悉行賜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國均須服喪，吏一月，百姓三日，為殯葬的事務，曾耗費極巨量的國帑。兩座裝飾得輝煌的宮殿，專供自遠地僻壤所召來的僧徒作館舍。按照滿洲習俗，皇妃的尸連同棺槨，并那兩座宮殿，連同其中珍貴陳設，俱都焚燒。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發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深厚的母后和湯若加以阻止，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但是他仍還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來。那些僧徒勸誡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國家的款，浪費于廟宇的建筑上。

這段記載，信而有征，張宸《青雕集》記：

端敬皇后喪，命諸大臣議謚。先擬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猶以無"天圣"二字為歉。命胡、王二學士排纂后所著語錄，其書，不得而傳。

按：皇后封號，如為嫡后，往往用"承天輔圣"；如因子而貴，則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贊天"等字樣。小宛晉后，除"端敬"為稱號外，謚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十字；以無"天圣"字樣為歉者，誠如心史先生所說："端敬既不以嫡論，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預定將東宮，《湯傳》所記不誤。

這段敘述中，有兩項重要的：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份所獲得的哀榮；第二是世祖確有出家的打算。先談前者。

小宛的喪禮之隆重，在中國歷史上是一般后妃后見的。《湯傳》的記載，信而有征；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第二首，在"可憐千里草，萎落無"以下，共有六韻十二句描寫《湯傳》中所說的"滿洲習俗"，如"破萬家"而織的"孔雀桃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來裝飾《湯傳》中所說的"兩座輝煌的宮殿"，即吳詩中所謂"割之施藍，千佛莊嚴飾"，而結果是"持來付一炬"；以下"紅尚焦土"句，進一步證實了所焚者為"藍"。

又張宸《青雕集》記世祖初崩時的形說：

十四日，焚大行所冠袍用珍玩于宮門外。時百哭臨未散，遙聞宮中哭聲沸天而出，仰見太后黑素袍，乾清門臺基上，南面，扶石欄立，哭極哀。諸宮娥數輩，俱白帕首白從哭。百亦跪哭，所焚諸寶，火焰俱五，有聲如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聲，蓋不知數萬聲矣!謂之"小丟紙"。

此"丟紙"即滿洲喪禮。既有"小丟紙"，自然還有"大丟紙"。張宸又記世祖梓宮移往景山壽皇殿的形：

有鞍馬數十匹，刻金鞍轡鐙；鞍首龍銜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負數枕，備焚化，枕頂亦刻金為龍銜珠，如鞍首，共百余。

駝數十匹，繁纓垂貂，極華麗，背負綾綺錦繡，及帳房什，亦備焚……近靈輿，各執赤金、金瓶、金垂壺、金盤、金碗、金盥盆、金床椅杌等，皆大行所曾者，亦備焚。

這就是"大丟紙"。不過為小宛發喪，"大丟紙"大到燒兩座宮殿，此真古今奇聞。董小宛以秦淮校書而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服喪，吳詩于此頗致譏刺，在"紅尚焦土，百萬無容惜"句下接寫："小臣助長號，賜或一襲。"所賜之，無非青布孝袍，與上文對看，蓋見喪禮奢靡過甚。此下又有"只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從進哀誄，黃紙抄名。流涕盧郎才，咨嗟謝生筆"等語。本來除太后外，后妃之喪，外臣不進哀誄，此為例外。又張宸記"端敬皇后喪"："舉殯，命八旗二、三品者，次舁靈，與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乃易朱。先是大臣命婦哭臨不哀者議，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寫的況，猶過于《湯傳》。按：票本用藍墨自八月至十二月盡，則為百日。清制：大喪百日而服除。小宛之喪，竟與孝端大喪禮節相同。

至于殉葬之說，不見文書記載，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紀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宮中奉旨開堂，且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則確有殉葬之事。《湯傳》所記"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師兄茆溪森不加勸諫，則所死者猶不止此數。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發，這一點非常重要，證明出家之說，自有由來。同時從吳梅村的詩句，以及文書中，可以推斷出許多未為人知的事實。我可以這樣說，世祖本人已經削發；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憫忠寺，為太監吳良輔祝發，心史先生謂此為"代帝出家"，實則不然，吳良輔是日后世祖出家五臺山時，預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這就是說，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疑問，但此時卻已下了決心。另外一個有力的旁證是：世祖曾擬傳位于從兄弟。《湯若傳》：

一位繼位的皇子尚未詔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從兄弟，但是皇太后和親王們的見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選擇一位繼位者。

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莊亦不會力促世祖立儲。事實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說得明白些，世祖是因為決心出家，在為吳良輔祝發的第二天，便曾對繼位問題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譜》云：

辛丑(順治十八年)三十四歲。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恭請圣安，召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翌日請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養心殿，上坐榻，命至榻前講論移時。是日，奉天語面諭者關系重大，并前此屢有面奏，及奉諭詢問折，俱不敢載。唯自念系漢，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雖舉家生生世世竭盡犬馬，何以仰答萬一?豈敢顧惜家，不力持正論，以抒誠悃也。吾子吾孫，其世世銘心鏤骨，以圖報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詔，出其手筆。韓菼作《王文靖公行狀》，謂："面奉憑幾之言，終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然則試問：何事"關系重大"?何事終不敢以語人?自然是皇位繼承問題。《東華錄》雖載："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為正月初二，是日既為吳良輔祝發，而王熙初二、初三晉見，并不言世祖有病狀，則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爾議及后?由此可知，世祖既決心行遁，則對皇位不能不有代。召見王熙所談的必是兩件事：出家與傳位。

國賴長君，古有明訓；況當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際，沖人何能擔當大任?所以世祖傳位從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這位從兄弟，我推測是太祖第七子饒余郡王阿泰的第四子和碩安親王岳樂。

《清史列傳》卷二，記岳樂云：

岳樂，饒余敏郡王阿泰第四子，初封鎮國公。順治三年正月，隨肅親王豪格征四川，誅流賊張獻忠。五年八月隨英親王阿濟格剿平天津土賊；十一月復隨英親王駐防大同。六年九月晉封多羅貝勒；八年二月襲封多羅郡王，改號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預議政。十年七月以喀爾喀部土謝圖汗、車臣汗等違旨，不還所掠林戶口，又來索歸順同部蒙古，命為宣威大將軍，駐歸化城，相機進剿。尋因喀爾喀悔罪貢，撤還。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諭獎：行端良，蒞事敬慎；晉封和碩安親王。

細檢諸王列傳，其時最賢者即岳樂，且三十七歲，正為能擔當大事的盛年；再以諭獎之詞而言，不獨得世祖欣賞，且信其能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確定世祖所選定的"從兄弟"，必為岳樂。

至于王熙之所謂"豈敢顧惜家，不力持正論?"則可分兩層來看：第一，"正論"必首勸勿逃禪，如聽勸則不發生繼位問題；第二，如必出家，則傳子而勿傳兄弟。王熙作此忠諫，事實上亦等于反對岳樂繼位，倘為岳樂所知，可能會施以報復，此所以有不顧家之語；而此終不泄，自為明哲保之計。

世祖擬傳"從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證，張宸《青雕集》記：

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門神、對聯盡去。一中貴向各大臣耳語，甚愴惶。初七晚，釋刑獄諸囚，獄一空，止馬逢知、張縉彥二人不釋。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初八日各衙門開印。予黎明盥漱畢，朝服將署，長班遽止之曰："門啟復閉，只傳中堂暨禮部三堂，即摘帽纓，百今散矣。"……日晡時召百攜朝服，即令赴戶部領帛。領訖，至太和殿西閣門，遇同魏思齊，訊主，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見，事先必有不傳子之說，所以張宸急"訊主"，聞"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為倘傳從兄弟，則又恢復到太祖時代的合議制，則非一紙詔書可定，須諸王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勢必引起不安。再看張宸前面所記，是日曾經戒嚴，"九衢寂寂，惶駭甚"。又記：

二鼓余，宣詔，凄風颯颯，云凍，氣極幽慘，不自知其嗚咽失聲矣。宣已，誡百毋退，候登極……早，風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詔于天安門外金水橋下。

是日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詔，距世祖之崩，只一晝夜。而既宣詔："朕子玄燁，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卻又迫不及待，違反詔的規定，在天明即行登極禮，可知是顧命四大臣深恐有變，不待有異心者調兵京奪位，先讓八歲太子即位，造既事實，杜絕覬覦大位者。既已登極，則國已有君，倘或舉兵，便可以叛逆視之。張宸又記：

閱三日，輔臣率文武百設誓，旗下每旗一誓詞，各每衙門一誓詞。詞正副三通，一宣讀，焚大行殯宮前；一赴正大明殿焚讀上帝前；一藏中。詞曰："臣等奉大行皇帝詔，務戮力一心，以輔沖主。自今以后，毋結黨，毋徇私，毋黷偵，毋排異己以戕善類，毋偏執己見以妨大公，違斯誓者，上天降殛，奪算兇誅。"

此三日中，必有許多暗洶涌，但雍乾兩朝，大刪《實錄》，只見當時遞嬗之際一片祥和，其實不然，幸賴私人記載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貴在此。

現在要談世祖詔罪己者共十四款，開宗明義，即以"漸習漢俗"自責：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茍且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兩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終；太后萬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喪，抒太宗賓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養，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唯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未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绖，行三年喪，終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順志承，且冀萬年之后，庶盡子職，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當是未經大改的原文。因為人生修短有數，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終，悲痛有之，何足自責?唯有應養親而逃禪，則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對整個滿洲，第二、三款對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于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誼暌隔，友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這是對宗室，照文氣看，刪而未改。"友之道未周"下，應有從今連彌補的機會亦沒有了，方自罪的罪狀之一。以下兩款，可以確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滿朝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好高，不能虛己延納，于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才使，以致每嘆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于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兩款，滿員；其下一款，獨責劉正宗，疑為保留的末命：

設分職，唯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續的南北之爭，至順治初變本加厲，而主之者一為馮銓，一為劉正宗。劉與方拱乾因指認南朝的偽太子王之明一案，結怨更深。辛酉科場案，為劉正宗所煽縱，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傾陷方家子。鄧文如《清詩紀事》云：

正宗當國，有權之目，丁酉科場之獄，為其一手把持，與慎水火。自負能詩，力主歷下，與虞山、婁東異幟。二陳一死一謫，而獨得善終。其詩筆力甚健，江南人選詩多不及之，門戶恩怨之見也。

"慎"為復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吳漢槎，即慎中人。"歷下"指王漁洋；"虞山、婁東"指錢牧齋、吳梅村；二陳一為方以智的兒親家陳名夏，一為吳梅村的兒親家陳之遴。

按：丁酉科場案以劉正宗本心，牽涉南闈或北闈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賴小宛之力，流徙已屬從輕發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覺過苛，而又劉正宗之,因而在順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嚴辦劉正宗。《清史列傳·貳臣傳》：

(順治)十六年，上以正宗量狹隘，終日詩文自務，大廷議論，輒以己意為是，雖公事有誤，亦不置念，降旨嚴飭，并諭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終相，以愜簡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時加申戒；須痛改前非，移朕優容恕過之意。"十七年二月，應詔自陳乞罷，不允。六月，左都史魏裔介、浙江道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險欺罔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蹤，不能結黨，致攖誣劾"自訟。下王、貝勒、九卿、科道會刑部提問。正宗反復申訴，裔介與振宜共質之。

結果罪名立，皆經對質；王公大臣會奏，列其罪狀：

正宗前自陳，不以上諭切責己罪載疏，裔介所劾是實。(其一)董國祥為正宗薦舉，以降黜之員外越授郎中，后坐賄流徙，正宗不引罪檢舉，裔介與振宜所劾是實。(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擬升，今訊稱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諳察究，有意朦朧是實。

正宗弟正學，順治四年投誠復叛，為李棟參將，七年復投誠，裔介暗囑巡耿焞題授守備，正宗回奏，只稱正學因擒獲逆犯，敘功題授，不言從叛事，飭非諱罪是實。

裔介劾正宗與張縉彥同懷叵測之心，縉彥為正宗作詩序，詞句詭譎，正宗聞劾，即刪毀其序，誑云未見，其欺罔罪實應絞。

奏，從寬免死，革職逮奪詔命，籍家產一半歸旗下，不許回籍。

按：劉正宗一案特為列詔，可信其為原文。其時滿洲、蒙古及漢大臣之隸屬于北派者，已經聯結一條陣線，對江南的高、士紳及地方百姓展開無的打擊與剝削；但其時還不便明著痕跡，所以仍保留了這一款。

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餉，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

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確是世祖應自責之罪，與下兩款應合并而論。

經營殿宇，造作，務極工，求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靡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政聿修，朕仰奏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諸事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沖時，孝莊及太宗舊臣之教，以嬉游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樣，示無大志，俾免多爾袞猜忌。及至多爾袞既死，世祖已了一名超級紈绔，習不易改變，順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為文學侍從，出必偕；復又得小宛為妃，因而徹底漢化，而實為徹底江南化，飲食服、園林車馬，無不極端講究。聲犬馬，四字俱全，復又佞佛，以致靡費無度。此中還包含著民志士極大的一個計劃在，西施沼吳差足比擬，當在談康熙時記論，此不贅。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且明朝亡國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作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喪及任用宦寺，可確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莊及四輔——顧命四大臣力謀改革的重點。按：十三衙門設立于順治十年六月底，當時有一上諭，首歷數各朝任用宦之失，而在"歷觀覆轍，可為鑒戒"之下，一轉而為：

但宮役使此輩，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為設置，首為乾清宮執事，次為司禮監、用監、監、司設監、尚膳監、尚監、尚寶監、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

較之明朝的十二監、四司、八局，雖了八個衙門，但重要部門完全保留，所刪除的監、司、局，恰恰正是上諭開頭所謂"不過閽闥灑掃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寶鈔司"，如顧名思義，以為印制銀票、錢票之類，那就錯了，一檢《明史·職志》，會啞然失笑——寶鈔司"掌造細草紙"，明宮太監、宮數萬，太監小解的姿勢與常人殊，亦須用草紙，由于草紙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設"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職司為"掌汰浴"，俗稱浴池為"混堂"即由此來。如有這些衙門，反而貶低了宦制度的"尊嚴"，刪之反顯得權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以及后面的告誡，"不許"這個，"不許"那個，完全是杜反對者之口的文。可注意的是"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這句話。自來研清史者，對于十三衙門的興發，頗有申論，但常忽略了這"兼用"的一句話。所謂"滿洲近臣"即上三旗包。但上三旗包又何肯以太監自居，而況生理、心理及生活習慣不同，亦難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所組織的務府，發現跟宦相爭的事實甚多，而合作的跡象極，一個是順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門的上諭中，有這樣一段話："乃知滿洲佟義、吳良輔，險狡詐，巧售其，熒欺蒙，變易祖宗舊制，倡立十三衙門"；以及最后"吳良輔已經斬，佟義若存，法亦難貸"。知佟義早已伏法，而此人顯然就是上三旗的包，他的職位應該是"乾清宮執事"，為十三衙門的首腦；而吳良輔應該是司禮監的秉筆太監。

另一個跡象是，在明詔革十三衙門的同一天，遣送國師玉林南歸，年譜中有"欽差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這尚公當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來當過務府大臣；但以年齡而論，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漢軍，亦算"滿洲近臣"。

至于佟義，是否佟養一家，不得而知；不過"滿洲近臣"亦可解釋為上三旗的侍衛。但不論侍衛亦好，包亦好，都只是為宦集團所利用。十三衙門通過了乾清宮執事這條直接上達于帝的途徑，便可挾天子以令諸侯，凡屬于宮中的一切事務，徑取中旨而行。世祖既為一名超級紈绔，亦樂得有這樣一個簡便的指揮系統，予取予攜，盡揮霍，"經營殿宇，造作，務極工，求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僅是揮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卮尚多，加以太監從中侵漁，益不了之局。

按：自漢朝以來，財政制度即有外之分，國庫自國庫，府自府。天子敗家之道有三：一黷武；二巡幸游觀，土木興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須國庫支出以外，二、三兩種靡費，大致皆出于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節制，而又無大征伐，財政上的危機不會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說，"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云云，則外不分，揮霍國庫，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頓改，此真有天意在；當然這也是孝莊主持之功，康熙對祖母的純孝，確是有由來的。

《湯若傳》中有一段說：

順治自這個時期起，愈久愈陷太監之影響中。這一種下賤人民，當在朝代更替的時期，俱都被驅逐出宮，千百地到漂泊，而這時卻漸漸又被一批一批收宮中，照舊供職。這樣被收宮中而又重新扎筑巢的太監，竟有數千名之多。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復行恢復他們舊日的權勢。還要惡劣的，是他們引本來就很強烈的皇帝，過一種放縱逸生活。

以上敘述，合兩事為一事，乃《湯傳》作者對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謂兩事，一事即十三衙門設立以后，"重新扎筑巢的太監，竟有數千名之多"，此為順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榮親王之薨，對世祖的緒為一大打擊，"自這個時期起"，即指此而言。榮親王的殯葬，還引發了一場新舊派之間的政治爭斗。

《湯若傳》：

關于這位皇子殯葬的形，在以后繼續數年的歷史中，是我們還不得不屢屢提及的。欽天監所設之一科，應行按照舊規則，規定殯葬正確地點與吉利之時刻。這一件事是這一科里辦理了的，并且還向朝中上有一份呈報。可是這次殯葬儀式是歸滿籍之禮部尚書恩格德之所辦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殯葬時刻，并且假造欽天監之呈報。于是這位太子便被在一個不順利的時刻里安葬。這樣便與天運不合了，因此災殃竟要向皇室降臨。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頭一次所發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還有其他兩件死亡事件繼續發生，這兩次事件是我們馬上就要敘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駕也都歸咎于這次殯葬的舛錯。

按：《清史稿·湯若傳》：

康熙五年，新安衛生楊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十謬，并指選擇榮新王葬期，誤用洪范五行，下議政王等確議。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妄奏春氣已應參觜二宿，改調次序，四余刪去紫炁。天祐皇上歷祚無疆，湯若只進二百年歷。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殺，事犯重大……自是廢新歷不用。圣祖既親政，以南懷仁沿理歷法，先譴黜，時湯若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歷法之爭，為新舊兩派沖突的焦點，當留在康熙朝來談；此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殤子，照子平之來說，可能尚未"起運"，而殯葬建墓園，選擇葬期，講究"山向"，實同庸人自擾。吳梅村"贊佛詩"："南倉舒墳，掩面添凄惻"，證以《湯若傳》所記，信其為實錄。世祖之決意逃禪，由子、寵妃相繼夭逝之刺激，確為實。他本來是極其富的人，在子既殤，而小宛又因殤子抱病時，變得有些歇斯底里。

***

順治十六年鄭功登陸，沿江列郡，除安慶外，幾乎都已收復，義師直金陵時，湯若記世祖的狀態，為一段極珍貴的史料：

當這個噩耗傳至北京，膽怯的人們已經為首都的安全驚懼了起來。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鎮靜的態度，而頗作逃回滿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責，說，他怎麼可以把他的祖先們以他們的勇敢所得來的江山，竟這麼卑怯地放棄了呢?

他一聽皇太后的這話，這時反而竟發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寶劍，并且宣言為他決不變更的意志，要親自去出征，或勝或死。為堅固他的這言詞，他竟用劍把一座皇帝座劈碎塊。他要照這樣對待一切人，只要他們對于他這駕親征的計劃說出一個"不"字來時。皇太后枉然地嘗試著，用言詞來平復皇帝的這暴躁。扯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母，到皇帝前勸誡皇帝，因為母是被滿人敬之如自己生母親一般的。這位勇敢的母很和藹地向他進勸。可是這更增加了他的怒氣。他恐嚇著也要把劈碎塊，因此就吃了一驚地跑開了。

各城門旁已經出了方的布告，曉諭人民，皇上要親自出征。登時全城便起了極大的激與恐慌，不僅僅在老百姓方面，因為他們不得不隨同出征；就是在面的人們，也是一樣的在激恐慌。因為皇上在疆場上一旦遇到不幸——這可是因他的格的暴烈，極有可能的——那麼滿人的統治，就又要危險了。

按：順治十六年夏，鄭功自海江，下鎮江、薄金陵，為明朝恢復的唯一良機，惜以戰略戰的錯誤，功敗垂。此為順治朝的一件大事，而與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切關系，不能不附帶一談。茲先錄"蔣錄"是年五、六、七月間的記載：

五月壬申，浙江總督趙國祚奏，兵自永嘉、泰順、青田等進剿海寇，俱多斬獲。

戊寅，浙江巡佟國奏："臣同總督趙國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師總兵常進功等，統滿漢兵追擊鄭逆，直抵衙前，賊渠奔遁，又敗之于定關等，焚斬甚多。"

辛巳，浙江總督趙國祚匯報兵剿殺鄭逆功，得旨，此奏準據各塘報，或稱砍死海賊無算，或稱打落淹水無算，及壞賊船，打死劫糧賊眾，曰不可勝計，或稱獲刀槍旗牌等焚毀，或稱生擒賊二三名不等斬訖，俱無的據，著確察議奏，凡各塘報捷功，必臨陣斬獲若干，所獲馬匹械若干，攻克城池營寨若干，確實有據，始可言功，若泛言斬獲，及城池失守，賊去即稱恢復，皆系飾詞鋪張，深為可惡。

常見明末行間奏報，輒云殺死無數，獲械無算，掩敗為功，相為欺罔，以致誤國，今乃仍踵陋習，每多希功請敘，倘沿襲不改，必致貽誤封疆，著即通行嚴飭，以后再有此等奏報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貸，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諭兵部，大閱典禮，三年一行，已永著為例，數年以來，尚未修舉，今不容再緩，著即傳諭各旗兵，整肅軍容，候秋月朕親行閱視。

傳諭舉行大閱典禮，即《湯傳》所記世祖親征，而且已"出了方布告，曉諭人民，皇上要親自出征"。"蔣錄"謂"秋月親閱"，為后世所改，并非實錄。

當鄭功的海上樓船浩浩由舟山北指，張蒼水亦以義師相從，晉江抵崇明島，清朝總兵梁化斂兵堅守。張蒼水以崇明為江海門戶，主張先取之以為"老營"。這是進可攻、退可守的穩扎穩打之計，但鄭功自信過甚，貪功太切，決定徑取瓜洲，截斷梁化的糧道，則崇明不攻而自破。此為一誤；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誤。《清史稿補編·鄭功載記一》記：

甘輝進計曰："南都完固，不可驟攻。今據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守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扼蕪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鎮其屬縣，手足既斷，腹必自潰，此長策也。"潘庚鐘亦曰："未可驟進，當暫守瓜鎮，分據維揚，扼其咽，收拾人心，觀釁而；北堵清兵不下，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此曹之所以取勝于渡也。"馮澄世亦言進取不易。功獨排眾議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群雄分據，故曹常以勝算制人。我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號召天下豪杰，千載一時也。若老其師，敵之援兵四集，前后敵，我勢豈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諭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鎮，悉師薄金陵。

以下為《東華錄》記七月間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鎮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大臣達素為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等，統領兵，征剿海逆鄭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運總督得時聞海寇犯江寧，出師高郵，自溺死。

江寧之戰經過，雙方說法不同，茲先記江南總督郎廷佐的奏報：

海寇自陷鎮江，勢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犯江寧，城大兵單，難于守，幸貴州凱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商，乘賊船尚未齊集，當先擊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發滿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兩路出剿，擊敗賊眾，斬級頗多，獲船三十艘，印二顆。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鄭功親擁戰艦數千，賊眾十余萬登陸，攻犯江寧城外，連下八十三營，絡繹不絕，安設大炮、地雷，布云梯，復造木柵，思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分布賊船，阻截要路。臣與喀喀木等晝夜固守，以待援兵協剿。至七月十五日，蘇松水師總兵梁化親統馬步兵三千余名至江寧。

援兵唯一的主力為梁化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過金山營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調者，合計亦不過千，連同八旗之師，總共一萬人；而鄭功所部號稱十七萬，這當然是有虛頭的，但即令只是半數，與清軍相較，亦為八與一之比。同時張蒼水率所部進據上游蕪湖，以扼川楚援師；除安慶外，沿江郡縣"上印"者三十七，聲勢大張。鄭功此時如能一鼓作氣，進攻西、北諸門，從任何一點來看，都無不克之理，誰知因循自誤。《載記》又記：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統領進見，甘輝曰："大師久屯城下，師老無功，恐援虜日至，多費一番工夫。請速攻拔，別圖進取。"功諭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殺傷必多，所以未即攻者，待援虜齊集，必撲一戰，邀而殺之。"云云。

其時義師屯獅子山下，列營儀門(今挹江門)外；清軍則以獅子山為屏障，立三營于神策門之西的鐘阜門。延至二十三日，義師尚無靜，清軍乃冒險出擊。

郎廷佐奏報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滿兵堵賊諸營，防其應援，遂發總督提督兩標綠營兵，并梁化標營兵，從儀、鐘阜二門出剿。賊踞木柵，并力迎敵；我軍各將領，不顧，冒險先登，鏖戰良久，陣擒偽總領余新，并斬偽總兵二員，擊死賊眾無算。至晚收軍，臣等又公議，滿洲綠旗兵悉出擊賊，恐城空虛，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馬爾賽、梁化等由陸路進；漢兵提督管效忠、協領扎爾布圖魯、費雅住圖魯、臣標副將馮武卿等，由水路進。各統兵次日五鼓齊出，賊已離營，屯扎高山，擺設挨牌火炮，列陣迎敵，我兵自山仰攻，鏖戰多時，賊始大敗。生擒偽提督甘輝，并偽總兵等，陣斬賊眾不計其數，燒毀賊船五百余只，余孽順流敗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復領水陸兩路兵疾追至鎮江、瓜洲，諸賊聞風乘舟而遁。

其實此戰全為梁化的功勞：先則約降，以為緩兵之計；繼而城奇襲，破人家門戶作通路。余新既其愚，復不能警惕，當此時也，居然在火線上做生日，致為梁化所乘。兵敗如山倒，至二十八日，清軍已大獲全勝而回軍金陵。張蒼水所部亦牽連，不能不向安徽霍山一帶遁走，逾年始得復歸舟山。

鄭功曾執贄錢牧齋稱弟子，自北征之役始，至鄭功抑郁以歿，錢牧齋先后為賦《后秋興》一百零八首，編為《投筆集》。細看錢詩，再看張蒼水詩文，始知鄭功徒負英雄之名，將略頗問題。而張蒼水于此役厥功甚偉，為鄭功所誤，前功盡棄；而后世但知鄭功為"失敗的英雄"，殊不知此五字唯蒼水足以當之。

關于北征之役，海上義師與金陵守卒強弱之形懸絕霄壤，而何以由大勝而大敗，其間因果，殊不分明。此因后世記其事者，多為鄭飾曲諱之故；張蒼水《北征得失紀略》，在局中，所記雖不免稍有夸飾，但為實錄則無疑。亦唯有看此《紀略》，才能明了勝何由勝、敗何由敗。茲分段引錄《紀略》并加解釋，以存真相，亦為埋沒已久的張蒼水吐氣。

歲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軍北指，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不聽。

按：《清史稿補編·鄭功載記》記此較蒼水為詳，已略見前述。《載記》論斷："崇明為江海門戶，進出鎖鑰，乃進退應據之地，雖費時費力，亦必力爭，因其有戰略上特殊價值之故；乃功以清軍堅守，遂舍而不攻，繞道直取瓜洲，在當時固收勝利之速效，迨圍困金陵之際，崇島即揮兵由后馳援，此予鄭軍神之威脅極大，北伐之敗，實先伏機于此。"大致不誤。但不攻而圍，監視梁化的三千兵，使不得越雷池一步，則又何能自江南間道馳援金陵?功將略之疏，于此可見。

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于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炮數百位，遏我舟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余念國事，敢驅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卻，兩岸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金山；同艨數百艘，得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虜殆盡，乘勝克其城。

此記狀如見。"本轄十三"者，得突破防工事金山的"十七舟"中；十三艘為張蒼水的浙東義師，鄭部僅得四舟。清軍本以鐵索橫江，巨炮夾岸為守，此關既破，下二三燈火的瓜洲，摧枯拉朽，何足言功?

延平既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虜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鐵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搗觀音門，則建業震，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師往，且以直達蕪湖為約。

"石頭"、"建業"為金陵別稱；"潤州"、"鐵甕"，皆指鎮江。"觀音門"在金陵城北燕子磯之西。《讀史方輿紀要》引《金陵記》云："幕府山東有絕壁臨江，梯磴危峻，飛檻凌空者，宏濟寺也；與宏濟寺對岸相，翻江石壁，勢飛者，燕子磯也，俱為江濱峻險。"鎮江水師，經黃天而來，首先到達的攻擊點即是觀音口；控制了觀音口即控制了燕子磯，金陵守軍失此險，自威脅，義師便達到了牽制的目的。

夫蕪湖，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游，為江介鎖鑰重地。況逾金陵、歷采石，懸軍深，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弱，何能勝任!雖然，倡義之謂何?顧中原而不圖恢復耶?余何敢辭?于是……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

按："七省"者：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張蒼水自以為不可為而為之，哪知民心所向，就出人意表。

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賚版圖迎王師。蓋彼邦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單舸往。余輒引去，闔郡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見諭之。眾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

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已下，藩師由陸逐北，雖步兵，皆鐵鎧，難疾趨，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拙，非策!"余恐后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瑟瑟行蘆荻中，兼程而行。

按："李將軍"為李順，在鄭功左右，其職司類如督的中軍；"張茂之"名英，為鄭功的先鋒。

抵觀音門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之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藩師戰船無一至者。余乃駕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為殿，泊浦口。

按：據郎廷佐奏報："海寇……于六月二十六日犯江寧，城大兵單，難于守。"即指張蒼水的數部隊而言；泊觀音門兩宿，而金陵清軍不敢出擊，可知兵力空虛。如鄭功得鎮江后能遣一軍自陸路兼程馳抵南京，截斷要路，則郎廷佐投降，亦非不可能之事。

七月朔，虜偵我大艅尚遠，遂發快船百余載勁虜，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犁艚也。余即乘之復戰，后艅續至，虜始遁去，而日已曛矣。

按：此即郎廷佐奏報中所謂"六月三十日，兩路出剿"之戰，一就出發之時而言，一就接戰之日為準，故有日期上的參差。

至于戰船，一謂二十，而獲敵船亦二十；一謂"快船百余載勁虜"，而"左右不滿十舟"，皆不免炫其以寡敵眾。但規模極小，亦可想見，充其量只是百把條快艇之戰。"艚"為小船，"犁艚"即有舵的小船，當然此"小船"系與艨艟巨艦相對而言，既可張帆，大致與運河中的漕船相仿。

詰朝，整師前進，虜匿不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余方與虜對壘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虜騎百余開北門遁，七卒遂由南城，亦一奇也。

以七卒而克一城，確為一奇，義師的聲威，清軍的怯弱，都可想見；這樣好的機會，輕輕放過，三百年后，猶為扼腕。

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關，而且扼浦口，以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

按：此為鄭功仍缺乏自信，所以想借重張蒼水在江寧外圍助戰。

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聲靈丕振，而留都守亦堅；延平謂余："蕪城又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延平但促余旋發。于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與聞矣。

按：張蒼水為鄭功的監軍，至此，各自為戰。據郎廷佐奏報，鄭功于七月十二日始到江寧；而據張記，則鄭于七月初五已到江寧對岸的七里洲，而梁化于七月十五領兵赴援。此十日之間不能攻克江寧，足以堅清軍固守之志。

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府、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涂、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或招降，或克復，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

按：張蒼水其時所獲之地，西至舒城，西南至貴池，直安慶，由此迤邐往東，自石埭、太平、旌德至寧國府，凡蕪湖以南的繁昌、南陵、銅陵、青、涇縣、宣城都包括在，皖南已有其半；自寧國以上，廣德、建平、高淳、溧、溧水，亦都在握。如果鄭功自鎮江發兵，首取丹，沿茅山南下，經金壇而至溧，則北控長江、東斷運河，蘇常震，不戰可下；江寧自亦無法堅守；而浙江既有浙東義師，必歸掌握。以東南財賦之區，足可自局面。至于張蒼水，以微薄兵力，能擁一此片廣大土地，則自有道理在：

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唯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為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后。即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約束，請歸隸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扼上游；一軍拔和，以固采石；一軍寧國，以新安。而往來姑間，名為駐節鴻茲，而其實席不暇暖也。

此戰略即穩固沿江各郡而東取浙贛，南窺徽州，而以九江為主要目標，其得力在軍紀嚴明。相形之下，鄭功的表現，令人失：

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半月，初不聞發一簇城中；而鎮守鎮江將帥，亦未嘗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實南京咽地，尚未扼塞，故蘇、常援虜得長驅石頭。余聞之，即上書延平，大略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帥，盡取畿輔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檻羊、阱耳。"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戈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虜諜知，用輕騎襲破前營，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灶未就，虜傾城出戰，軍無斗志，竟大敗。

由此可見，鄭功的部隊毫無訓練，義師竟如烏合之眾。而鄭功的統能力，本大問題，結果累及浙東義師：

時余在寧國府，新都降。報至，遽返蕪，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復守鎮江。余故彈上游，不退。而虜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于虜，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中虜舟布，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赍帛書，由間道款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況上游諸郡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城去，且棄鐵甕城行矣！

如張蒼水所言，鄭功的居心殆不可問。就其前后對張蒼水的態度來看，始則用之為前驅；及張聲威大震，所向有功，曾未聞有一旅之援，亦未聞有桴鼓之應，妒功之心，殊為顯然。及其石頭小挫，頓大創，果然心目中尚有一同仇敵愾的張蒼水在，亦當呼援就商，而并此亦無，已出理之外；及至張蒼水遣使間道致書，請"百艘相助"，而竟不報，輜重舟楫寧愿委敵，不愿資友，無異明白表示："我不能功，亦絕不能讓你功!"按：此非張蒼水諉過之言、苛責之詞，因《北征得失紀略》作于"永歷十三年嘉平月"，即順治十六年冬天，張蒼水輾轉回至浙東時。《紀略》既，自必傳鈔各方，倘為誣詞，鄭功必當反駁；而遠未見有異辭，可以反證《紀略》為紀實。

以下張蒼水自記其變經過：

留都諸虜，始專意于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必就縛。各將士始稍稍變，而刁斗猶肅然。余據城邑，與虜格斗，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則虜必屠城，余名則，于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屬俱在舟，擬沉舟破釜，勢難疾馳；沖突出江，則池州守兵又調未集。忽諜報：虜艘千余已渡安慶。余慮其與虜值，眾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游，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議進退，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尚未聞也，我以艨艟竟趨鄱，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

按：安慶未下，為清軍得以轉危為安的一大關鍵。否則直下九江，舟師由湖口一鄱，浙東義師可以自局面，一部清史，或當改寫。

八月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舟參錯而行，未免先后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峽，而后隊尚維三山所，與楚來虜舟果相值。余橫流擊，沉其四舟，溺死真兵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虜舟遁往下流，炮聲轟然。轄下兵誤為劫營，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轉蕪湖者，或有湖者。西江之役，已畫餅矣。

顧慮城破累及士民，而有不忍之心，此為婦人之仁，本不宜于帶兵打仗。項羽以此而敗，張蒼水腹飽詩書，豈不知其理?知而終不能改，此所以書生不可典兵。一誤又有以下再誤。

余進退維谷，遂沉巨艦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為州。擬走焦湖，聚散亡為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說："焦湖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弸，有安慶虜兵駐守。此地乃山隘口，余選銳騎馳擊之，奪馬數十匹，殺虜殆盡。遂由奇嶺進山，一皆危峰峭壁矣。余轄下將士素不山行，行數日，皆趼；且多攜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疲。余雖知必有長坂之敗，而赴義之眾何能棄置？亦按轡徐行。

按：焦湖即巢湖。既累于眷屬，當知山必非所宜。結果單騎突圍，由安慶、池州，經徽州浙東，繞一個大圈子，隆冬始達舟山附近的寧海。間關百折，跋涉兩千余里，艱辛萬狀，無復人形。有《生還》五律四首，其第二首云：

痛定悲疇昔，江皋陣云。

飛熊先失律，騎虎竟孤軍。

鹵莽焚舟計，虺汗馬勛。

至今頻扼腕，野哭不堪聞。

自悔焚舟失計；而以結句看，則義師眷屬，非死即被擄。而此時之滿漢，非三國之魏蜀，結局遠較"長坂之敗"為悲慘，亦是可想而知之事。

后二年辛丑，即順治十八年,張蒼水又有《事》四首：

箕子明夷后，還從徼外居。

端然殊宋恪，終莫挽殷虛!

青海浮天闊，黃山裂地虛。

豈應千載下，摹擬列扶余?

聞說扶桑國，依稀弱水東。

人皆傳燕語，地亦辟蠶業。

蓽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

鯨波萬里外，倘是大王風。

田橫嘗避漢，徐福亦逃秦。

試問三千，何如五百人?

槎歸應有恨，劍在豈無嗔!

慚愧荊蠻長，空文采藥。

古曾稱白狄，今乃紀紅夷。

蠻誰相斗，雌雄未可知。

鳩居得計，蜃市轉生疑。

獨惜炎洲路，春來斷子規。

此為鄭功取臺灣而作。全謝山所輯《張蒼水年譜》，于康熙元年紀"公有《得故人書至臺灣》詩"，下云："延平以長江之敗喪師，自度無若國朝何，以得臺灣為休息之計，故不聽相國之言。""國朝"指清朝，"相國"指蒼水。當鄭功與荷蘭（紅夷）相持不下時，遣參軍羅綸，早返廈門，其言如此："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進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跡，縱安一時，必詒譏千古，觀史載陳宜中、張世杰兩人褒貶，可為明鑒。夫虬髯一劇，只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于今日也。"

《事》期鄭功為田橫而勿為徐福，期未免過高。原句作"三千笑，孤兒五百嗔"。田橫五百壯士集自裁，后未聞有何孤兒，則此"孤兒"實兼用"東林孤兒"故事，意謂黃梨洲輩亦不以鄭功的舉為然。

按：順治年間用兵的主要對象為西南；經略洪承疇一直不愿對永歷施以過重的力，意中似有所待。及至順治十六年秋，鄭功功敗垂，知事不可為，東南之患既解，必以全力經營西南，永歷雖已緬，亦終難免，因而以目疾乞解任回京，原因即在不愿為陳洪范第二。至于吳三桂，起先亦不大起勁，及至鄭功思為海外扶余，知道他已失恢復中原的大志，清朝終于可以立定了，方始與星河積極進兵，賄通緬甸土著，于康熙元年將永歷騙至昆明，四月間遇害。凡此銅山崩，鐘東應的因果關系，為論史者所不可思。鄭功如仍守廈門，力圖進取，不僅牽制清軍，亦系臣志士之，關系甚重,此所以張蒼水阻鄭功臺；而當永歷遇害的噩耗一傳，鄭功旋于五月間病歿，殆深悔失計，抑郁而終。全輯鄭譜，康熙元年述張蒼水《甌行志慨》詩，加按語云：

是詩為延平世子(按：鄭經)而作。島事自延平歿后，世子無意西出，親族、兵將大都風投款以封爵。于是朝議銳意南征，合紅夷夾攻，鄭人退守銅山。軍島，墮中左、金門兩郭，收其婦、寶貨而北，兩島之民爛焉。世子臺郡，分諸將地，頗有箕裘之志，度曲征歌，安歲月，軍不滿千，船不滿百，兵甲戈矛一切頓闕。相國兩詩，深有慨乎言之矣!

總之，鄭功生平如果出政治上號召的意義，純就史家的眼來看，尚需另作評價。此僅就張蒼水的志節作一歸宿。全謝山傳張蒼水云：

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愿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為憂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

按：此文中前之所謂"世祖"，實指多爾袞。其時世祖方，尚未親政。己亥為順治十六年。金陵之役以后，方始抄家。而世祖之遇亡國大夫格外優厚者，因為漢化已深，基本上是同甚至佩服民志士的。

于是浙之提督張杰懼公終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補陀為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為校，且已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后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按："補陀"即普陀。時張蒼水避居舟山外海，屬于浙江南田縣所轄的一小島，名為懸岙。此"故校"，據《魯春秋》記為寧波人孫惟法；"將"則吳國華；"子木"即羅綸；"冠玉"姓楊，為張蒼水鄉人子，故家后裔，父母雙亡，從張蒼水于海上，臨刑時，當事者見其年，憐而釋，楊冠玉表示義不獨生，竟延頸就刃。

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而。至公署，嘆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為馬廄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于杭，出寧城門，再拜嘆曰："某不肖，有負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

又"闕名"著《兵部左侍郎張公傳》，記此更翔實而生：

甲辰秋，邏者獲二卒為導，突往執之。被執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鳴，躍水死。至郡城，提督張待以客禮；角巾葛，輿而。張曰："張先生何以屢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國難無匡，不忠。不孝、不忠，見江東!"勸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誠諸將卒者幾千人，齊聲號慟。煌言神自若，出西門，曰："姑緩!"北四拜，辭闕也；郭門四拜，辭鄉也。隨與岸上送者拱手而別。登舟，左右翼而行，慮其赴水；笑曰："無庸!此非我死地!"

按：此為目擊者所記，故推斷"闕名"當為萬斯同。萬氏兄弟與張蒼水好；斯同生于崇禎十六年，康熙三年為廿二歲，當親見張蒼水從容就義，故所記如此。斯同復應聘史館，恐有所忌，遂致"闕名"。

"闕名"又記其解往杭州的形：

至武林，于舊府。時總督趙廷臣勸降甚力，始終不答。自被執，即不食，日賦詩自娛。守者叩頭哀懇，煌言徐曰："既辦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復食，亦唯啖時果數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館，蹙額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輿至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亡；含哭從文山，一死萬事畢。"端坐于地而正命焉。會城義士朱亶生、張文嘉等葬其骸于西湖南屏山(杭人稱為南屏先生)凈慈寺左邵皇親墳翁仲后之左側，遙與岳武穆、于忠肅兩墓相。煌言詩："西子湖頭有我師。"從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萬祺，前三日亦被刑于京口。幕客句容羅綸、鄞人楊冠玉，與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冢巍然。楊冠玉者，大家后裔，與煌言比鄰。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于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今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而部曲過其墓者，猶聞野哭云。

"孔曰仁，孟曰取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以臨難不茍免為人格修養上的基本要求，但真所謂"慷慨仁易，從容就義難"，因為仁常在勢極度急迫之際，一方面不暇計及其他，一方面自我為悲壯義烈的緒所鼓舞，輕生并不難；如果時機上有容人多想一想的片刻，往往就會遲疑躊躇，貪生之念，倏焉而起，一發不可抑。明臣殉節有靴水，以水冷而怯，別謀自盡之道，這一來就死不了。

又如龔芝麓，人品是絕不壞的，但亦以未能殉節，復未能歸，致列名《貳臣傳》。當時龔芝麓常跟人說："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指顧眉生而言。龔對外人稱顧為妾，而在家人故舊門生面前，視顧儼然敵，稱"顧太太"。龔妻頗賢惠，不清朝的誥封，措辭極蘊藉，說："我已前明誥封，清朝的誥封給顧太太好了。"

按：其時，浙江總督為漢軍鑲黃旗人趙廷臣，順治二年以貢生初授江蘇山知縣，遷江寧江防同知，因催征逾限罷職——即此便知是好。順治十年，以洪承疇之薦，隨營委用；湖廣既平，復定貴州，趙廷臣得為巡，旋擢云貴總督。康熙即位，調督浙江，張蒼水被擒，為趙廷臣親駐定海，與提督張杰所定議。《清史列傳》載：

圣祖仁皇帝極，調廷臣浙江總督，匯敘督云南荒田功，加太子保。康熙二年，廷臣疏言，浙江逋賦不清，由征解繁雜，請以一條鞭起解之法，令各州縣隨征隨解，布政司察明注冊，至為簡便；又請移海島投誠兵分地，杜賊人煽，定水師提鎮各營設兵之制，以備水戰；杭嘉湖三府毗連太湖、泖湖，易于藏，請增造快號兵船、援兵巡哨。部議俱從其請。時海敵鄭功死，廷臣招其黨偽將軍……獨偽兵部張煌言率眾遠遁，廷臣馳赴定海，與提督哈爾庫、張杰定議，檄水師由寧、臺、溫三府出洋搜剿，斬獲六百余，降其偽副將陳棟。知煌言披緇竄伏海島，廷臣選驍將徐元、張公午飾為僧人服，率健丁潛伏普陀山……擒獲煌言。

趙廷臣是能臣，如世祖不崩，不能調往浙江；移浙即表示新君的四顧命大臣決意解決鄭功的問題。順治十八年秋天，盡遷東南沿海各地之民往地，為堅壁清野之計。此舉破家無數，清朝書諱言其事；張蒼水《奇零草》中，有一題："辛丑秋，虜遷閩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艤棹海濱，來燕無巢，有而作。"詩為五言古風：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廈。

今年舊燕來，舊壘多敗瓦。

燕語問主人，呢喃語盈把。

畫梁不可，畫艦聊相傍。

肅羽恨依棲，銜泥嘆飄飏。

自言昨辭秋社歸，比來春社添惡況。

一片蘼蕪兵燹紅，朱門哪得還無恙?

最憐尋常百姓家，荒煙總似烏巷。

君不見晉室中葉五胡，煙火蕭條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鷓鴣。

只今胡馬復南牧，江村古木竄鼪鼯。

萬戶千門空四壁，燕來亦隨檣上烏。

海翁顧燕三太息，風簾雨幕胡為乎?

又《清史紀事本末》載：

(順治)十八年冬十月，棄降將鄭芝龍于市，徙沿海居民，舟出海，從降將黃梧請也。鄭氏在京者，無長，皆被殺。下令遷界，漁船商舟出海，自是，五省商民流離析，而萬里皆邱墟矣。

于此可知，鄭功如堅守海濱，五省商民，不致有此流離破家之禍。是故"闕名"不以為鄭之取臺灣為延明祚；在《張蒼水傳》末，下一斷語："張煌言死，明朝始亡!"此真力足扛鼎的史筆。

錢牧齋《后秋興》詩，言鄭功攻金陵，所以頓兵不進者，是因為正在接洽清軍投降；今考其人，乃松江提督馬逢知。世祖大漸時，盡釋獄囚，唯兩人不釋，一為明朝最后的一個兵部尚書張縉彥，一即馬逢知。董含《三岡識略》記：

馬逢知起家群盜，由浙移鎮云間，貪橫僭侈，民殷實者，械至倒懸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無不傾其所有，死者無算。復廣占民廬，縱兵四出劫掠。時海寇未靖，逢知使往來；江上之變，先期約降，要封王爵，反形大。科臣公肇毅，特疏糾之；朝廷恐生他變，溫旨征，系獄，妻子發配象奴。未幾，與二子俱伏法。當逢知之覲也，珍寶二十余船，金銀數百萬，他不可勝計，及死，無一存者。

《吳梅村詩集》中，有兩首詩詠馬逢知，一為《茸城行》，茸城即松江；一為《客請云間帥坐中事》，是一首七律。《茸城行》描馬逢知的行徑云：

承恩累賜華林宴，歸鎮高談橫海勛。

未見尺書收草澤，從夸名字得風云。

據此可知，清朝用馬逢知，目的是希他能安萑苻；結果一無所，而貪黷橫暴，則較土匪猶不如：

千箱布帛運軺車，百萬魚鹽充邸閣。

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搜牢遍墟落。

非為仇家告兼并，即稱盜賊通囊橐。

堂屋遙窺室藏，算緡似責從前諾。

敢信黔婁網羅，早看猗頓填壑。

窟室飛觴傳箭催，博場戲責橫刀索。

貪財以外，復又好：

將軍沉湎不知止，箕踞當筵任頤指。

拔劍公收伍伯妻，鳴骲殺良家子。

結果是：

江表爭猜張敬兒，軍中思縛盧從史。

枉破城南十萬家，養士何無一人死!

按：《南史·張敬兒傳》："敬兒為雍州刺史，居貪殘，民間一堪用，無不奪取。"此輩自唯恐天下不，而其時四方寧謐，苦無"用武之地"，因而造一謠言，授江湖士傳播，謠言是："天子在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即是狗。"敬兒所居，地名赤谷；小名狗兒，其弟小名豬兒。此言將天子自為，事聞伏誅。吳詩征此典，即董岡所謂"反形大"之意。由張敬兒兄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北伐之前在湖南的軍閥張敬堯、敬湯兄弟，真一丘之貉。馬逢知是這樣國人皆曰可殺的人，而鄭功與通謀，即令有功，亦失民心，何況無功!計謀之拙，無逾于此，此又鄭功需再評價的一端。

至于盧從史，為唐朝貞元年間昭義軍節度使，與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子承宗謀叛，宰相裴垍說從史牙將王翊元，盡泄從史謀及可取之狀，以致從史被擒。照此典故而言，馬逢知部下亦必有人輸誠于朝廷，鄭功既通馬逢知，則義師部況，亦可能為清朝所悉，其敗殊非偶然。吳梅村有《七夕事》五律一絕，于鄭功頗致譏評，詩曰：

南飛鳥鵲夜，北顧鸛鵝軍。

圍壁鉦傳火，巢車劍拄云。

江從嚴鼓斷，風向祭牙分。

眼見孫曹事，他年著異聞。

此以鄭功的"江上之役"比擬為赤壁鏖兵。首以鄭功擬曹，實非恭維，而是譏其自大。"鸛鵝軍"典出《左傳》，注謂"鸛鵝皆陣名"，用于此，謂鄭功的部下有如嬉。"圍壁"不典，乃梅村自創的新詞，壁者營壘，指清軍扎于金陵西北城外的數部隊，以優勢兵力不攻而圍，計已甚左；"鉦傳火"者，士卒以鉦傳火而造飯，軍前猶如寒食，乞火而炊，這頓飯吃下來，非半天不可，何能應變？不敗何待?"巢車"典亦出《左傳·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晉軍。"注謂："巢車，車上有櫓。"此指鄭功的水師而言。"劍拄云"者，將星如云，但于樓船上仗劍觀而已，此與"圍壁"皆言鄭軍不攻，而期旦夕間有變，不戰而下金陵。

第二聯上句寫實；下句用借東風之典，言變生不測。"孫曹"指孫權與曹。結句調侃絕妙，其實傷心出以詼諧，正見老心境之沉痛。

***

自世祖一崩，滿洲親貴大臣與漢大臣中的"北派"，立即對江南的世家士族展開鎮，順治十八年正月廿九日上諭：

諭吏部戶部："錢糧系軍國急需，經營大小各，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或系前積逋，貽累后；或系役侵挪，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于懲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后經管錢糧各，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分，確議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升轉者，拖欠并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這道上諭，稱為"新令"，發展為所謂"奏銷案"。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員、紳士、士子因欠完田賦，或黜革，或逮捕，或刑責，達一萬數千人之多。

董含《三岡識略》記：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離派有鉆夫、水夫、牛稅、馬豆、馬革、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余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枷責；鞭撲紛紛，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籍學校，為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后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按：董含字閬石，董其昌的孫子，順治十八年的進士，而就在這年因為欠賦而被斥革。所謂"某探花"，指昆山葉方藹，順治十八年一甲第三名及第，在欠賦冊中，指他"欠折銀一厘"。葉方藹時為翰林院編修，奏云："所欠一厘，準今制錢一文也。"但即使只制錢一文，仍須丟，民間因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后于康熙十二年復起，位至一品，謚文敏。

"大司馬龔公"指龔芝麓。當康熙二年，方左都史，于八月間奏："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既并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奉旨"下部知之"，即準奏之謂。苛擾兩年有余，至此告一段落，但已不知幾人破家、幾人斃命、幾人出亡。而因果報應之中最令人慨者，則為周壽昌《思益堂日札》所記一事：

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于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后被黜，遂亡命至滇，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與甲來，于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琛佐左廂出曰："王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琛謀。吳世敗，琛亦就擒，磔于市。

方琛為明朝禮部尚書方一藻之子。當吳三桂舉事時，朱國治適為云南巡，冤家路狹，為吳三桂縛去祭旗開刀，死狀甚慘。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韓公世琦。尚未蒞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汛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復滇中，值吳三桂變，提去開膛梟示。

所謂"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指有名的"哭廟案"，金圣嘆死于是役。自"江上之役"以后，朝中親貴及用事大臣，以江南人心未盡帖服，因指派小酷吏朱國治吳，但在世祖未崩前，親裁大政，朱國治尚未能肆逆；及世祖既崩，了無顧忌，金圣嘆首當其沖。"哭廟案"及朱國治的下場，以后再談；此就"奏銷案"中荼毒的南方數省士紳而知名者，略志其遭遇：

一、吳梅村：順治十年，被迫出山，授國子監祭酒。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間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上親賜丸藥，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堅臥，謂人曰：'吾得見老親，死無恨矣!'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

按：《梅村詩集》有七律一首："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忽呼蓽門前。范升免后何用?寧越鞭來絕可憐!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憂患在先天。從今陴上田休種，簾肆無家取百錢。"此詩共兩首，題作"贈學易友人吳燕余"，而此首除起結兩句與《易經》典故有關外，通首皆詠追欠賦，二句"石壕忽呼蓽門前"，刻畫如見；下句用后漢范升免典，則梅村似亦在革職之列；四句則晉朝北海太守王承，不鞭犯夜的書生，而竟鞭撻，折辱斯文，故有下句"人世催科逢此地"之嘆。結尾兩句，慨更深，揚雄世世種陴上之田，從今休種，則耕讀傳家亦不可得,不如嚴君平賣卜，日得百錢自贍。"無家"二字絕沉痛；而他人學易，謂之為將來可資以賣卜，非贈人之，實亦憤激使然。

又《研堂見聞雜記》云："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于本該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國、黃庭表、浦圣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記。"提解慘狀見邵長蘅《青門麓稿尺牘》，致表兄楊廷鑒書：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維黜籍者萬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鐺手梏，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死。旋聞有免解來京之旨，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雨也。

按：此為康熙元年盛夏之事。五月間有特旨：無論已到京、未到京，皆釋放還鄉。

又《研堂見聞雜記》云：

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即終無半鏹縣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聞風蝟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會天子震怒，特差滿一員，至練川勘實。既至，危坐署中，不聲，但取其名籍，造冊以報。時人人惴恐，而又無間可以竄易也。既報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時臣發兵擒緝，而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者，皆鐺鎖系，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而大僚則系之西察院公署。

此所謂一百七十余人也，其余猶未追錄。原旨械送都下，臣令其速行清納，代為告，即于本發落。于是旬日之間，完者十萬。猶有八千余金，人戶已絕，無從追索，臣仍械送，道臣王公及好義鄉紳，各捐金補償乃止。然額課雖完，例必褫革，視原欠之多寡，責幾月，枷幾月，以為等殺，今猶未從決遣也。

獨吾友王惟夏，實系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發，控之當道，許之題疏昭雪。惟夏亦謂免于大獄，不意廷議以影冒未可即信，必兩造到都合鞫，于是同日捕到府；后其余免械送，惟夏獨行。

按：練川為常的別稱。明朝江南紳權素重，常以錢氏巨族，更為豪橫，但亦歷任地方本乎"為政不得罪巨室"的鄉愿作風積漸而。"練川之獄"為"奏銷案"的先聲，易言之，"奏銷案"為"練川之獄"的發展。如上所引，既捕系責令清納，而又褫革功名，而又分別枷責，既罰又打，想見朱國治治吳之苛。

至于王惟夏一案，別有說法。王惟夏名昊，又字維夏，為王世貞之后。明朝自嘉靖末年以來，弇州名重無比，"三槐堂王"實為江南世家之最；廷議必"兩造到都合鞫"，無非有意折辱斯文。

今日發筆，首須向讀者致歉的是，昨稿著筆時，因"練川"憶及"琴川"，隨即想到吳梅村的《舊》；玉京道人卞賽賽初遇梅村于秦淮，以相許，而梅村故作不解。后數年已易代，梅村做客常，聞玉京亦在此，偶話舊游，主人"尚書某公"(按：自然是錢牧齋)，"請為必致之"，座客皆停杯，打算留著量喝喜酒。誰知玉京一到，知是梅村，回車宅與柳如是話舊，竟不愿見梅村一面。我一向覺得梅村的這段唯一韻事，也是恨事，令人回腸氣，惘然不甘。因而一時錯覺，竟以心中的琴川為筆底的練川；但所記常錢氏豪橫，逋欠者眾，亦為實。

至于練川，正是王世貞"弇山堂"所在地的太倉。王為中國第一大姓，其源凡四，而以瑯玡王居首。晉室南渡，王謝子弟散居各地，即在北方，亦不盡留于瑯玡，其中有一支遷山東莘縣，我曾作考證，其地即為《金瓶梅》的主要背景。莘縣王氏，至宋真宗朝出一名相王旦；東坡《三槐堂銘》，即為莘縣王氏而作。金兵汴，王旦之后隨宋室南渡，郡特標"三槐堂王"，以別于東晉時僑寄江南的"瑯玡王"。王世貞即為"三槐堂王"。

太倉王氏自王錫爵相而愈貴，錫爵之后出丹青兩名家，即其孫時敏(煙客)及時敏之孫原祁(麓臺)。山水"四王"，太倉占其三，王煙客祖孫之外，另一王為王鑒，字元照，曾為廉州知府，故人稱王廉州，他是王世貞的曾孫，而王惟夏為王元照的從兄弟。惟夏之叔子彥，為王世貞之弟世懋的孫子，與吳梅村以中表而為兒親家。《梅村詩集》中贈王子彥叔侄之詩甚多，類皆愁苦之音；有《送王子惟夏以牽染北行》五律四首。《梅村詩集箋注》于"牽染"條下作按語云："惟夏北行，不知所緣何事。《集覽》謂系奏銷案，細味詩意，了不相似。且奏銷之獄，江南不下數百人，未聞被逮京也。"殊不知即由于節外生枝的必使兩造至京"合鞫"之故。

吳詩雖號稱詩史，但如《圓圓曲》等不稍寬貸；而于當世時政，則言婉而意苦，但乞于憐，至多諷示，不敢公然指斥。如送惟夏四律，即為一例，"其三"云：

客睡愁難起，霜天貫索明。

此中多將相，何事一書生?

薄俗高門賤，清時頌系輕。

為文投獄吏，歸去就躬耕。

按：此詩例稍異，乃設地為王惟夏在解京途中抒。"客睡"者宿于郵驛；陵《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首句言長路漫漫，愁不寐，因枕上所見唯"霜天貫索明"之故。《晉書·天文志》："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一曰……九星皆明，天下獄煩。"此為景生、虛實相生的寫法，因霜天星明而推想貫索九星皆明；既天下獄煩，則此去誠恐不免，故客睡生愁。

"此中多將相"為"獄煩"的注腳。世祖初崩，朝局大翻，將相系獄，原自有故，乃何事又牽一書生在?第一聯借惟夏之自嘆，寄滄桑之深慨。

第二聯上句輕，下句重。"頌系"典出《漢書·惠帝本紀》，"頌"者容也，謂雖被系，仍加寬容，不必鋃鐺就道。以此，唯夏乃得自寬自，計唯至獄一投"親供"，是非自明，便可得釋；釋則即當歸去，如三國時田疇之"躬耕以養父母"。

"其四"云：

但可寬幽系，從教察孝廉。

昔人能薦達，名士出髡鉗。

世局胥靡夢，生涯季主占。

定聞收杜篤，寧止放江淹。

此末一首乃惟夏，兼為之向當道陳。首言如不必以刑責為急，略寬其獄；進而察其人品，可當孝廉方正之舉。"髡鉗"不過城旦之刑，殊非重罪，其中亦頗出名士。《后漢書·劉平傳》："數薦達名士。"第一聯上下兩句，皆強調王惟夏名下不虛。

第二聯則頗寄慨，"役囚徒以鎖連綴"，謂之"胥靡"，見《漢書·楚元王傳》注。上句"世局胥靡夢"，稍嫌費解，或另有本事亦未可知；下句"生涯季主占"則用《史記·日者傳》楚人司馬季占卜于長安東市的典故，言世禍福無端；但從好去想：不止如江淹在獄中上書王景，得以釋放，且極可能如后漢杜篤，因在獄中作《大司馬吳漢誄辭》，為武激賞，賜帛免刑得。

按：當時在朝的吳中大老為金之俊，吳江人，明朝萬歷年間進士，頗世祖禮遇；本可領導南派，抗議苛政，但結果竟上了"認罪"一疏，孟心史先生談奏銷案，轉引陸文衡《嗇庵隨筆》云：

公朱，因見協餉不前，創為紳欠衿欠之法，奏銷十七年分錢糧，但分厘未完，即掛名冊籍，且以"抗糧"。司農方擬駁核，而曹溪相國子侄，亦冊欠有名，亟上認罪一疏，于是概不敢議寬免，照新例革職枷責者，至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云。

按：戶部堂別稱"司農"。其時戶部漢尚書、左右侍郎為杜立德、郝惟訥、朱之弼，籍隸寶坻、霸州、大興，雖皆北人，而與馮銓、劉正宗輩大異其趣。杜立德治獄平恕，辛酉科場案，南士多賴其保全；郝惟訥持大，論事務求平允；朱之弼行修篤，凡所獻替，皆主于民。度支三長皆不以朱國治的苛擾為然，準備駁斥，哪知吳中在朝的大老都已"認罪"，戶部再議寬免，豈非"倒行逆施"?孟心史說他曾見過當時江流的一通函札，稱金之俊為"三吳大罪人"!稽諸史實，金之俊當時確為三吳所共棄。

略曉明清之際史事者，都知道有"十從十不從"之說，或謂之為"十不降"。就現代的觀點來看，金之俊所獻之策，確為"統戰"的高招，譬如冠之制，男子必須薙發留辮，不得如明朝之戴網巾；而子不必如旗下之天足、著旗袍。男子生則如清朝之制，死則可用明朝飾殮，終清皆然。此即所謂"男從不從"、"生從死不從"。在男中心社會中，可"不從"并不表示賦予以反抗的自由；"死不從"則是騙人的話，但確實發生了騙的作用。世有如魯迅之所謂"阿Q"者，金之俊可說是代表人。

金之俊其時將近七十，在此以前，一直告病，而終始蒙優詔留。至康熙元年秋，亦即王惟夏旅途中愁不寐時，金之俊以不自安，終于以原致仕。而時人詩文中，絕不提此人，殆與三吳名流不通吊問。如此錦還鄉，不還也罷。金之俊的鄉居生活，不但寂寞，而且頗擾，經常有人在他家大門上"大字報"罵他。金之俊不堪其擾，訴之于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郎自"江上之役"轉危為安后，一直坐鎮兩江，為督中的第一流，結果了金之俊的累。蔣氏《東華錄》康熙八年正月第一條記載：

書正月丁未：先是大學士金之俊予告在籍，獲有詆毀伊之匿名帖，呈送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后又獲施君禮所投首詞，稱前項謗帖乃施商雨等所作，亦行呈送郎廷佐，即行提人犯究審，隨以謗帖首詞始末告。得旨："匿名乃惡之徒，造寫陷害平人，如見其投擲，拿獲理應照律從重治罪。今施君禮稱，為施商雨所作，乃不自行持首，將帖擲于金之俊門首，事屬可疑。若因此匿名帖察拿究問，則必致株連無辜；且律載：收審匿名帖者，將審問之人治罪。于商雨等俱不必察拿究問。金之俊系大臣，將匿名帖送總督究審；郎廷佐系總督，將匿名帖收察拿，生事不合。著議!"至是，吏部以金之俊、郎廷佐并應罰俸議上，得旨：金之俊著革去宮保銜；郎廷佐于病痊起用日，降四級調用。

越一年，金之俊下世，年七十八，謚文通。清朝文臣謚文通者只兩人，皆為貳臣，即金之俊與王永吉。金、王人品差不多，但金之俊后寂寞異常，當時江南名流詩文，無有及此人者，因此，后世《疑年錄》之類的參考書多無金之俊之名，如筆者案頭中華版《古今人名辭典》及商務版姜亮夫輯《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即是。尤可怪者，姜亮夫于其書序例中言，曾得吳江金松客之助；金既為吳江人，則縱非金之俊族裔，亦必無不知金之俊之理，知而不錄，則為有意摒棄，殆亦"我到君前愧姓秦"之意?

于此可見，人之傳名，流芳固難，臭亦不易。忝持野史之筆，豈可不為讀者一索其真相？鄧文如《清詩紀事初編》謂金之俊有《金文通公集》二十卷，順治中先刻《外集》，續刻《息齋集》，后都為此集，而盡削前明所作；又謂其"本不能文，而自命歐、曾"，"詩則僅腔拍而已"。其才如此，其品則鄧書別有征引：

蘇瀜《惕齋見聞錄》稱之俊歸吳，營太傅第，后街曰"后樂"，前巷曰"承恩"。吳人夜榜其門曰："后樂街前長樂老；承恩坊里負恩人。"又曰："仕明仕闖仕清，三朝'之俊'杰；縱子縱孫縱仆，一代'豈凡'人。"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禮義廉無恥。"妻頗賢，別居不新誥，曰"我自有誥封"。侄某嘗責之俊監斬二王。本傳稱之俊卒前一年，以送究匿名帖事削太傅銜。是鄉評論，皆不與之。

上引之文，標點為筆者所加。第一聯則金之俊以范仲淹自命，而吳人以馮道相擬。第二聯嵌金之名字，之俊字豈凡。第三聯疑原作錄敘有誤，應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上聯"忘八"，下聯"無恥"。

至所謂"監斬兩王"，一為明太子慈烺，《東華錄》載：

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十五日)，有劉姓者，自稱明崇禎太子，監楊玉為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時崇禎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見掩面泣。奎跪獻酒食。既而疑其偽，奏以聞。隨令院傳故明貴妃袁氏及東宮屬、監等辨識，皆不識。問以宮中舊事，亦不能對。袁氏等皆以為偽，唯花園監常進節、指揮李時蔭等執以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史趙開心、給事中朱徽等各言事關重大，宜加詳慎。因下法司復勘，得假冒狀。楊玉、李時蔭等十五人皆棄市。以開心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語，亦論死，因系言，免罪，罰俸三個月。仍令院傳諭外，有以真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其來告之人亦給優賞。

按：周奎叔侄所獻者，實為真太子，孟心史考證此案極確。清朝自以為得天下極正，應吳三桂之請關，逐李自，乃為明朝復仇。既然如此，則有明朝太子出現，縱不能拱手讓還天下，亦當恩養，所以非指為偽，不能誅戮。后四十年，康熙獲崇禎皇四子永王慈燦，亦如法炮制，指真為偽，以其殺。至于另一王，則為李自自山西俘來的晉王。

金之俊在明朝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后"仍原"，至順治二年六月調為吏右。監斬向歸刑部右侍郎，而其時刑部兩漢侍郎為孟喬芳、金和玉，不知何以由金之俊監斬?如系臨時指派的差使，則非己之職，本可疏辭；倘為自告勇，那就更不可恕了!宜乎為其侄所責。

***

頃得讀者陳君來書，詢以對鄭功如何再評價，以及顧亭林及錢牧齋對"江上之役"的看法，囑為一談，敢不如命。按："江上之役"為延明祚的唯一良機，無奈鄭功將略甚疏，以致一夕生變，竟"異聞"。兩年以后，世祖新喪，此又一良機，而鄭功必取臺，張蒼水固諫不聽。半年以后，新朝腳步已穩，于是發生一連串的悲劇：

一、清朝用鄭功叛將黃梧之議，一方面五省遷界，堅壁清野，為暫守之計；一方面殺鄭芝龍，表示與鄭功決絕，亦即表示已不以鄭功為患。

二、由于東南無憂，乃得集中全力解決永歷。吳三桂亦不復有所瞻顧，以重金購緬人為應，于是年十二月初，俘獲永歷。是則殺永歷者，雖由吳三桂直接下手，等于鄭功間接促。

三、鄭經本為逆子，當順治十八年夏秋間，鄭功與荷人僵持時，已有"子弄父兵"的謠傳；及至康熙元年，乃有通媼生子的丑聞。而"父死、君亡、子"之外，復有"將拒"的事，而此皆由鄭功自取。民國十六年顧頡剛在杭州得一舊鈔本，為崇禎十三年進士、鄞縣林時對所撰的《荷鍤叢談》，敘鄭功死狀云："子經，名錦舍，擁兵與父抗，功驟發癲狂。癸卯(高按：應為壬寅)五月，咬盡手指死。"此必鄭功命黃昱至廈門，監殺鄭經及其母董氏，鄭經擁兵相抗，予鄭功極深的刺激而發癲狂。所謂"將拒"，殆指部將不奉己命，而為其子所用。

因此，鄭功的再評價，固絕不能抹殺其開臺之功，但論"反清復明"的志節，則頗有疑問。至其將略之疏，只看黃梧、施瑯不能為其所用，張蒼水、甘輝之言亦不見聽，可知其余。

至于顧亭林、錢牧齋對"江上之役"的看法，不妨并敘。茲先談錢牧齋的《投筆集》，前后"秋興"一百零八首，首八律題作"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下注："乙亥七月初一日，正鄭功初下京口、張蒼水直金陵之際。"

茲錄其第一首及第八首如下：

龍虎新軍舊羽林，八公草木氣森森。

樓船日三江涌，石馬嘶風九域。

掃金陵還地肺，埋胡紫塞天心。

長干唱平遼曲，萬戶秋聲息搗湛。(其一)

金刀復漢事逶迤，黃鵠俄傳反復陂。

武庫再歸三尺劍，孝陵重長萬年枝。

天只傍丹心轉，日駕全憑只手移。

孝子忠臣看異代，杜陵詩史汗青垂。(其八)

第八首自注："陵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異代看。"以結句言，固以陵自命，如鄭功果然功，則中興鼓吹，尚有無數氣象堂皇的佳作。無奈"后秋興八首"便是一片惋嘆之詞了。

這"八首"題下小注："八月初二日聞警作。"按：清軍于七月廿三日由梁化出儀、鐘阜兩門，穿民居為通路，以輕騎襲鄭軍前營，鄭功倉皇撤退，"質明，軍灶未就，虜傾城出戰，軍無斗志，竟大敗"。距得鎮江，適為匝月；三、四日間即已揚帆而去。張蒼水于七月廿九日得報，而常于八月初二聞警。詩云：

王師橫海陣如林，士馬奔馳甲仗森。

戒備偶然疏壁下，偏師何竟潰城?

憑將按劍申軍令，更刀儆士心。

野老更闌愁不寐，誤聽刁斗作秋砧。(其一)

羽檄橫飛建旆斜，便應一戰決戎華。

弋船迅比追風驃，戎壘高于貫月槎。

編戶爭傳歸漢籍，死聲早已胡笳。

江天夜報南沙火，簇簇銀燈滿盞花。(其二)

龍河漢幟散沉暉，萬歲樓邊候火微。

卷地樓船橫海去，天鳴鏑夾江飛。

揮戈不分旄頭在，反旆其如馬首違。

嚙指奔逃看靺褐，重收魂魄飽甘。(其三)

"刀"即靴刀，謂大將臨陣，刀于靴，敗則自殺，期免被俘辱。第一首謂鄭功有不勝則死的決心，而戒備偶疏，偏師竟潰，恕詞之中，有責備之意。

第二首兩聯，盛道軍力之強，旁觀者皆以為必勝無疑，豈意倏忽之間，漢幟竟共沉暉俱散!

第三首寫鄭功之敗，頗為含蓄。"龍河"即"護龍河"，在上元縣西，首句言金陵兵潰；京口有"萬歲樓"，故次句指鎮江不守，但"候火雖微，可以燎野"，希未絕；三句謂鄭軍海；四句寫清軍反攻，"鳴鏑"者匈奴冒頓所創，"天"七字，刻畫清軍氣銳，警異常。五句"分"讀仄聲，作名分之分字解；"旄頭"即二十八星中的昴，為胡星。"揮戈不分旄頭在"，謂雖用武，不料胡星不滅；六句言將士不用命；七、八寫清軍因禍得福。

四、五兩首，可答讀者之問。第四首是：

由來國手算全棋，數子拋殘未足悲。

小挫我當嚴警候，驟驕彼是滅亡時。

中心莫為斜飛，堅壁休論后起遲。

換步移形須著眼，棋于誤后轉堪思。

此首純為勉鄭功，語氣吻合師徒關系。以卷土重來，猶未為晚；勉以記取教訓穩扎穩打。起句以棋局為喻，結句仍歸之于論棋。"著眼"即所謂"做眼"，既得之地，先須求活，再求進展。當時如能先取崇明，確保歸路不斷，則鎮江可守，事當別論，此即"棋于誤后轉堪思"之意。第五首云：

兩戒關河萬里山，京江天塹屹中間。

金陵要定南朝鼎，鐵甕須爭北顧關。

應以縷丸臨峻坂，肯將傳舍抵孱？

荷鋤父老雙含淚，愁見橫江虎旅班。

八首之中以此一首最多。全詩分兩解，前解論戰略，后解論戰。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大致以黃河為中線，北為"北戒"，限戎狄；南為"南戒"，限蠻夷。"兩戒關河萬里山"下接"京江天塹屹中間"，可知著眼于南戒的長江，而尤重京江。"北顧"即北固；"鐵甕"為潤州的別稱，潤州即鎮江。三、四言能守北固、保潤州，則長江天塹，北軍何由而渡，南朝可以定鼎金陵。當時恢復的計劃是打算與清軍劃江而治，為由顧亭林所指導而訂定的大計。《亭林詩集》中，數數言及，早在弘即位時，《事》四律中，即有"自昔南朝地，常稱北府雄"之句，萌始創建另一個東晉的構想。至順治五年，此一構想，有詩為證：

異時京口國東門，地接留都左輔尊。

囊括蘇松儲陸海，襟提閩浙壯屏藩。

漕穿水道秦隋跡，壘江干晉宋屯。

一上金山覽形勝，南方亦是小中原。

這首七律的題目，就"京口"。京口在南京之東，"異時京口國東門"，即以"金陵要定南朝鼎"之故。又順治六年《春半》詩："晚世得先主，只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尋，天時自當至。"亦為圖偏安之一證。而亭林則以武侯自命，如順治七年春，《重至京口》：

云至京口，水似已川縈。

逶迤見北山，乃是潤州城。

城北江南舊軍壘，當年戍卒曾屯此。

西上青天是帝京，天邊淚作長江水。

江水繞城回，山云傍驛開。

遙看白羽扇，知是顧生來。

此外，詩中仰慕諸葛，而思步武之句，不一而足。至于浙東義師，數至金焦，則不獨為顧亭林力贊之謀，且亦曾實際參加行，悼亡詩"北府曾戰士，酒漿賓從各無違"，可知顧家曾為海上義師的"糧臺"。順治十一年春，張名振、張蒼水大舉長江，在金山遙祭孝陵，其后以"上游師未至"，無功而返。顧亭林有《金山》長歌一首，為研究他的戰略思想最重要的據。詩云：

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

金山忽搖，塔鈴語不休。

水軍一十萬，虎嘯臨潤州。

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

黃旗亙長江，戰鼓出中洲。

舉火蒜山旁，鳴角東龍湫。

故侯褒鄂姿，手運丈八矛。

登高矚山陵，賦詩令人愁。

沉橫槊余，天際旌旆浮。

忽聞黃屋來，先聲燕幽。

闔廬用伍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擊楫，肯效南冠囚!

愿言告同志，努力莫淹留。

此詩至"賦詩令人愁"止，全為寫實。"塔鈴"典出《晉書·佛圖澄傳》，佛圖澄是印度人，但非和尚，而為道士，神通廣大，據說塔鈴作聲，乃是胡語，預言軍事吉兇，而只有佛圖澄能通其語，石勒常倚之以明勝敗。"金山忽搖，塔鈴語不休"，見得勢嚴重，領起"水軍一十萬"，彌見聲威之壯。"蒜山"連接北固，相傳武侯與周瑜曾于此謀拒曹，故一名算山；"龍湫"則在東面的九靈山中。此言水軍一到，東西有義師響應。

"故侯"指定西侯張名振；"賦詩令人愁"下接"沉橫槊余"，則知仍用曹孟德橫槊賦詩之典，所謂"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以期約之師不至，進退失據，故爾生愁。

此下則為顧亭林對此役的檢討及謀劃，"天際旌旆浮，忽聞黃屋來，先聲燕幽"三句，為模擬之詞。"黃屋"即"黃幄"，天子的行帳，意謂此時若能奉永歷或監國的魯王親臨前線，則將震北朝；而金陵一下，初步可為東晉偏安之局。

"伍胥"指鄭功。其時鄭芝龍已為清朝掌握；功生母稱為"翁氏"者，則于清軍初閩南時，因恐被俘辱而自殺。在顧亭林看，鄭功于清朝，有囚父死母之仇，故擬之為伍子胥。"鄢郢不足收"亦非漫征伍員助吳平楚之典；"鄢郢"即荊州一帶，居長江上游，東晉之能站住腳，由于荊州未失；當時的計劃，南朝定鼎，首須經營上游，此可從施瑯的議論中獲知端倪。

據李地記述，曾與施瑯談"江上之役"，施瑯的看法，即應以優勢水軍上掠荊襄，確保下游。至于"應以縷丸臨峻坂，肯將傳舍抵孱"是論戰，亦正切中鄭功之病。兵貴神速，應如丸之走坂，乘勢急下。鄭功得鎮江后，若由陸路直趨金陵一百七八十里路，至多四日可達，先聲奪人，足令守軍膽寒；豈意仍循水道，逆流上行，走了十天才到，此真是"肯將傳舍抵孱"了。

"孱"即巉巖，山高峻不齊貌。東坡詩："我行無遲速，攝步孱。"從容游山，可行則行，當止則宿于傳舍，行軍豈可如此?故以"肯將"設為疑問的語氣。結尾兩句"荷鋤父老雙含淚，愁見橫江虎旅班"，"荷鋤"二字有兩義：鄭師遁走在七月下旬，炎威未殺，而父老猶荷鋤田間，可知江南民生疾苦，此為一義；荷鋤猶揭竿，父老荷鋤，準備起義響應，不意"虎旅"已"班"，其悲可知，此為又一義。衡度理，以后一義為是。

《后秋興之十》八首，為世祖崩后所作，題下自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罷而作。"按：其時哀詔已到江南，國有大喪，罷宴止樂，而錢毫不理會，且特作此注，幸災樂禍之心，溢于言表，因此乾隆于貳臣之中，對錢謙益格外痛恨，曾有題牧齋《有學集》詩云："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哪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為孟八郎。"以此詩筆題《有學集》倒確是為錢牧齋的詩文增了。

此八首詩極有意味，后四首尤妙。其第五首云：

云臺高筑點蒼山，異姓勛名李郭間。

整束南新象馬，恢張遼左舊河關。

蓬蒿茇舍趨行在，布帛冠仰帝。

鄭璧許田須努力，莫令他日后周班。

此詩深可推敲。就表面看，為鼓勵西南永歷朝將帥乘機而起，努力恢復；但暗中有勸吳三桂舉義之意。吳三桂于三吳自有淵源，錢牧齋致意于吳三桂，有兩條途徑：一是經由柳如是、陳圓圓轉達；二是經由吳三桂的婿王永寧介。按：蘇州拙政園，清后為陳之遴所有，陳之遴敗，吳三桂購此園以贈其婿王永寧，正為此時之事。

"茇"讀為沛；"茇舍"，即行軍郊野，借長林草宿之意，《周禮》鄭注所謂"軍有草止之法"，即指此。"蓬蒿茇舍趨行在"，似為勸吳三桂潛行朝帝；末兩句綰合《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及"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后鄭"兩故事，大致是敦促西南方面應如鄭伯之擁戴周室，努力使"朱三太子"正位，否則一旦恢復，論功行賞，爵位就會落在后面。魯指魯王；魯王既然監國，又近在東南，則一旦"定鼎南朝"，自必主政而握賞罰之權，猶《左傳》中所謂"使魯次之"。語意雙關而幽深，一代文宗，詢為不愧。

第六首云：

辮發胡姬學裹頭，朝歌夜獵不知秋。

可憐青冢孤魂恨，也是幽蘭一燼愁。

銜尾北來真似鼠，梳翎東去不如鷗。

而今好擊中流楫，已有先聲達豫州。

首兩句言世祖好游獵，而妃嬪相從。頷聯上句正指董小宛；下句"幽蘭"，據錢遵王注，引宇文懋昭《大金國志》："義宗傳位丞麟之后，即閉閣自縊，言奉絳山，使焚之。其自縊之曰'幽蘭軒'，火方熾……絳山留，掇其余燼，以敝裘瘞于汝水之旁。"按：金義宗即金哀宗；蒙古兵汴京，哀宗走蔡州，河南汝寧府，以府治為行宮，筑軒其中，即幽蘭軒，亦稱幽蘭客。擬世祖為金哀宗，其事不侔，聊且快意而已。但"幽蘭"與"青冢"相對，別有意趣；此言小宛雖埋恨地下，但亦不免為世祖之崩而傷心。

項聯上句用《新唐書·李傳》"將敗，屯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的典故；下句不典，東坡詩"病鶴不梳翎"，易"鶴"為"鷗"，純為遷就原韻之故。"東去"謂清軍敗逃出關，然而此亦不過錢牧齋意中的"先聲"而已。

第七首云：

旄頭摧滅豈人功?太白新占應月中。

掃沉灰元夕火，吹殘朔氣早春風。

揭空鐃鼓催花白，攪海魚龍避酒紅。

從此撐犁辭別號，也應飛盞賀天翁。

"旄頭"之解已見前，言世祖之崩由于"天誅"。次句典出《酉雜俎》："祿山反，李白制《胡無人》，言太白月敵可催，及祿山反，太白蝕月。"順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月食，此在前一年頒朔時即已推知，因用作世祖將死的占驗。頷聯上下句皆言世祖崩于元宵之夜、立春之后(按：是年歷正月初七，為歷二月五日，正當立春)。

項聯上句，"鐃鼓"本為軍鼓之一，此借用擊鼓催花之鼓；"揭"訓舉，"揭空"謂高舉，高舉鐃鼓催發之花，非紅而白，乃描寫服喪。按：此八首中第二首結句"而今建無，奪盡燕支柰花"，兼用樂府《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令我婦無"；及《晉書·慕杜后傳》："三吳子相與簪白花，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死，為之著服，至是后崩。"兩典。"建"為建州子之簡稱，言世祖之崩正為收復失土的良機。此首中的"催花白"，重申其意。

"攪海"句，錢遵王原注引用佛典，極其晦難解，總緣遷就韻腳，勉強對，無甚意義。結句典出《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故其國稱之曰'撐犁孤涂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子為'孤涂'。單于者，廣大之貌也。"此言無端加天以"撐犁"的別號，殊嫌慢；今世祖的"撐犁孤涂單于"既死，則"撐犁"的別號亦同歸于消滅，豈不可賀?"天翁"即天公，韻腳所限，不得不用"翁"字。

第八首云：

營巢抱繭嘆逶迤，憑仗春風到陂。

日吉早時論北伐，月明今夕穩南枝。

鞍因足弱攀緣上，檄為頭風指顧移。

傳語故人開口笑，莫因晼晚嘆西垂。

按：前七首皆寫世祖之崩，從各種角度看此事，既須湊足七首，又為韻腳束縛，征典將窮，不免竭蹶，故有"攪海魚龍避酒紅"這種于魔道的怪之句；結尾"從此"云云，匪夷所思，已同打油，實由無可奈何，強湊篇。至于末首，則為起承轉合之一結，理應一抒懷抱，一句一義，從容工穩，自是佳作。

首句言頻年經營恢復之事。次句謂復有，小民生計將蘇，"陂"即湖，揚州、淮安兩府，《漢書》廣陵厲王胥得罪，其相勝之，奏奪王陂草田，以濟貧民。三句勉勵鄭功及早北伐，于此可知，鄭功臺，非江南老所。四句仍用曹孟德臨江賦詩典，非復"繞樹三匝，無枝可棲"，意謂此番北伐，必能在江南建立據點。

后半首自抒懷抱，五、六言"老驥伏櫪，雄心未已"，上馬殺賊，力不從心；但安坐草檄，則不讓陳琳，指顧可就。"傳語故人"泛指志在恢復之老；末句足見信心，不止于事有可為的藉之詞。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興》之十二，題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臨無時，啜泣而作。"此為獲知永歷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淚灑空林，誰和滄浪訴郁森?

總關沉灰論早晚，空于墨算晴。

皇天哪有重開眼，上帝初無悔心。

何限朔南新舊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為窮極呼天之語，但第六首依然寄于鄭功，詩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魚龍森束伍，誓師鵝鸛肅呼風。

三軍縞素天容白，萬騎朱殷海氣紅。

莫笑長江空半壁，葦間還有刺船翁。

末句"葦間"，錢遵王原注引《莊子·漁父篇》："延緣葦間，刺船而去。"非是，實用《越絕書·越絕荊平王傳》所敘的故事，伍子胥奔吳，至江上得漁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泄也。"牧齋以子胥期鄭功，而以漁者自況，意謂鄭功若能復楚，則己當舍相助，以其志。但鄭功是辜負他的老師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題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訛言繁興，泣慟而作，猶冀其言之或誣也。"所謂"訛言"即永歷為吳三桂所弒，新朝君臣既諱此事，兼又道遠，所以錢牧齋還存著萬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誣"。

其第四首為鄭功而作，詩云：

自古英雄恥敗棋，靴刀引決更何悲?

君臣鰲背仍同國，生死龍胡肯后時。

事去終嗟浮海誤，亡猶嘆渡河遲。

關張無命今猶昔，籌筆空煩異代思!

首聯言鄭功之死，嚙指而亡，無異自盡，故謂"靴刀引決"。頷聯據錢遵王注："陶九《草莽私乘》：方挽陸君實詩：'祚微方擁，勢極尚扶顛，鰲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鞏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按：陸君實即陸秀夫；此言永歷與鄭功先后皆亡。項聯"事去終嗟浮海誤"，此無定論，足征張蒼水卓識。以下用宗澤及關張典，未免溢。

《后秋興》另有八首，為柳如是勞軍定西侯張名振所部而作：

負戴相攜守故林，翻經問織意蕭森。

疏疏竹葉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

白園林中夜淚，青燈梵唄六時心。

憐君應是齊梁，樂府偏能賦藁砧。(其一)

丹黃狼藉鬢斜，廿載間關歷歲華。

取次鐵圍同道，幾曾銀浦共仙槎。

吹殘別鶴三聲角，迸散棲烏半夜笳。

錯記窮秋是春盡，漫天離恨攪楊花。(其二)

北斗垣墻暗赤暉，誰占朱鳥一星微？

破除服珥裝羅漢，滅損齏鹽餉佽飛。

娘子繡旗營壘倒，將軍鐵矟鼓音違。

須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視瘠。(其三)

閨閣心懸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歡悲。

乍傳南國長馳日，正是西窗對局時。

點稀憂兵勢老，燈花落笑子聲遲。

還期共覆金山譜，桴鼓親提我思。(其四)

水擊風摶山外山，前期語盡一杯間。

五更噩夢飛金鏡，千疊愁心鎖玉關。

人以蒼蠅污白璧，天將市虎試朱。

朱曳綺留都，殺當年翟茀班。(其五)

歸心共折大刀頭，別淚闌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猶貰死，容減盡但余愁。

天肯悔雙黃鵠，水翻輸兩白鷗。

更有閑攪腸肚，為余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濟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許揮戈回晚日，相將把酒賀春風。

墻頭梅蕊疏窗白，甕面葡萄玉盞紅。

一割忍忘歸約，原是釣魚翁。(其七)

臨分執手語逶迤，白水旌心視此陂。

一別正思紅豆子，雙棲終向碧梧枝。

盤周四角言難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覲兩宮應勞，紗燈影里淚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勞定西侯張名振所部義師，順便渡蓮花洋進香普陀，為羅漢裝金，此八首七律為牧齋送別之作。張名振歿后，義師為張蒼水所接統，無論士氣、訓練，皆較鄭功所部為優，所惜軍實不足。鄭功倘真為英雄，傾心與張蒼水合作，則與清朝劃江，乃至劃河而治，絕非不可能之事。無奈鄭功為"豎子"；自思明海，其人即不足為重，而張蒼水雖僻孤島，二、三門弟子以外，只養了兩頭小猿，充瞭警報之任，但一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張蒼水之死為明亡之年，其時為康熙三年甲辰。我談康熙，亦即由這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