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被判了死刑，我的暢兒！

直到報紙和網絡上出現“死刑”二字，我才真的相信在法院大門外聽到的。網民們已經開始熱心探討死刑的方式：絞刑，槍斃，注……就像一個世紀之前，趕著去北京菜市口看砍人頭的熱鬧。我瞪著報紙首頁照片上的你，瞪著那兩個字：死刑。從你犯罪的當晚，一直到三個星期后你被警車帶走，這兩個字在我心里從沒閃現過。一秒都沒閃過。在那之前，死離你和天一多麼遙遠！

你和天一到底發生過什麼樣的沖突，以至于非得用刀來解決爭端？

早在出事的一個月前，就有同學向我報告，你的書包里揣了一把刀，新買的，好品質的西式廚刀。據說你們的高級公寓樓發生過一起盜竊殺人案，一個老人和一個孩子了那件案子的犧牲品，因此你這個父母常外出的年必須充當自我保衛者。我批評了你，說我班級里的學生可不允許帶刀到校。你不服氣地答應我，會把刀留在家里。那天你到我家來補課，一進門我就向你手：可以看看你的書包嗎？你沉地把書包給我，里面仍然揣有那把雪亮的刀。我正缺一把切菜刀呢，送給我吧，我當時逗你說。你說可以，拿去吧，我再去買一把。我火了，說要是班上四十五個學生一人一把刀來上課，我還當什麼班主任！你愣怔地看著我，從沒見過我發那麼大的火。那天晚上我對你好冷淡，幫你補課的態度就像任何一位家教，盡責而已。臨走時我送你到門口，你抱住我，比以往抱得更年，更野。這樣的抱，我是不該接的。可是我居然也到了。難道我一直不了解自己懷有那的罪過的？難道非得一個意外作發生，一份意外的自我解才會跟上？！或許本無法解，多人類行為停留在無法破解的黑暗里……我和你僵持了一晚，你贏了，帶著那把刀走了。

當時我要是再堅持一下多好。

在殺死邵天一之后，正是那把刀，把你自己也殺了。即便上訴功——我現在把自己的生命許給上蒼，以換取你的上訴功——即便法律赦免你不死，你生命的一大半也已經被那把刀殺害了，設想一下多年后吧，走出監獄的將是一個心灰意懶的中年劉暢，背著沉重的檔案，勞改犯可以被釋放，而勞改釋放犯是你永遠的稱號。真是那樣，但愿我已長辭人世。

庭審照片上的你是四分之三的側面，比我們倆合影上的你要胖，也許因為你那一頭濃發被剃短的緣故。你憔悴而呆滯，半年時間長了十年歲數。記者報道說，你的母親在聽到法宣判你死刑時，人從座位上電一樣彈起來，隨后馬上又癱下去。這位董事長母親被記者們形容：“氣質華貴，穿黑Dior（迪奧）連，戴Dior墨鏡的老總被書和隨從攙扶起來，架出法庭。走在法庭的臺階上，終于全面崩潰，大滴的眼淚從墨鏡后流下來，接著便干脆號啕大哭，邊哭邊喊：‘你們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們，他才十八歲啊！’”

暢兒，我在你的母親面前是個罪人。盡管不是個理想的母親，但從所有的報道看起來，是你的。以為把你要的一腦給你，就是，以為你什麼也不缺、什麼都過剩就是。

其實昨天我是看見你母親被眾記者圍著從法院大鐵門里出來的。那時我已經藏進了法院對面的小吃店，從污漬斑斑的窗子里看到了那個場面。當的黑奔馳從停車場開來時，正好邵天一的父母也從大鐵門里出來。你的母親突然掙人們的攙扶，向邵家夫婦沖去。所有人不知道要干什麼，都跟上去阻攔。也像天一母親在法庭上那樣下跪了。跪下的同時，還是喊著同樣的話：“求求你們，救救我的孩子！”

天一的母親本來木木呆呆，此刻又大哭起來，許是想到因為這人的兒子，自己沒了兒子，也許是自己已經沒了兒子，卻并不能阻擋這個人也失去兒子。暢兒，你不知道，你母親傷心到什麼程度，臉面尊嚴都不顧了。當你父親上前抱、拉的時候，卻一把揪住天一的母親，仿佛一切希都在這個面善的、質樸的人手里，可以求為做主。法院門口一團，馬路上的車子不斷停下來，最不該塞車的地段出現了嚴重的通梗阻。

我不知怎麼已經穿過馬路，站在圍觀的人群外，看見天一的母親把你母親推倒。誰都聽見了凄厲的咆哮：“救你兒子？！你先還我兒子！”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你母親為什麼哭那樣。我不敢打聽，聽人們嗡嗡著“死刑、死刑”我本不信。直到今早的報紙擺在我面前。

當時我看不下去了，向法院后門繞去，也許載你的囚車會從那里出去。

后門也擁堵著人。附近居民漸漸加了人群，兩個老太太東問西問地走過來，都拎著塞滿蔬菜的塑料袋。警察開始喝退人們，后門震一下，里面的鎖打開了。人們一下子靜了，朝著門翹首以待。我不能站在他們的群落里，跟他們一起翹首以待。我向馬路另一邊走，此刻囚車拉響警笛。我從小就害怕警笛，這種不知誰發明的音調總是通報人間災難，而當時的警笛聲格外刺耳鉆心。

從法院到我父母家，大概六公里，我不知道是怎麼走的。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拖著僵死的，左腳拽右腳地挪了六公里。到了地方，我才發現到了父母家，而不是自己家。我快三十七歲了，可是在心里最不得過的時刻，還是會來找父母。站在父母家樓下，看著三樓第五個窗戶里被燈映照的兩盆蘭花，突然想到母親的子宮是個多好的地方，能讓人不犯錯誤，不干不可逆轉的事。那是個最安全最溫暖的小屋，能讓我回到那里該有多好。

我圍著那座老式的教職工宿舍樓轉了一圈又一圈。天慢慢黑盡了，從晚到夜。我看見母親的臥室也亮起燈來。

你記得我第一次帶你來看他們嗎？鄰居們看見我就：“小丁老師來啦？老丁老師剛從外面回來！”你笑了，笑“小丁老師”和“老丁老師”的稱呼。我走在最后，你跟著叮咚，叮咚最先跑進樓道，一跺腳，樓梯上的燈亮了。我掏出鑰匙，母親卻在屋里把門打開了，似乎一直在等待我。你一進門老太太就說：“哎喲，這麼個小帥哥，電視劇里來的吧？”我有個開朗逗的母親，讓每個人都自在。你嘿嘿地笑了起來，摘下你的棒球帽，掛在門邊的帽架上。你已經不認生了。我介紹說你是我們班的新學生，因為父母不在家而跟我回來吃周五的團圓晚飯。我父親此刻從書房出來，跟我們淺淺寒暄。做了幾十年數學教師的老丁老師比較含蓄拘謹，那天晚上好像比你還認生。各種好夫妻都是這樣格相左的搭配，俗話說：一搭一瘦。

晚飯時我母親打聽了你全家的況。你在國外有一個舅舅，在北京有個姑姑，爺爺得過中風，所以讓老是忙不過來，沒有工夫管你這個孫子。加上你母親跟婆婆的關系從你嬰孩時期就開始張，因為看不慣你喂你吃飯的方式：把一口飯先放在自己里含一含，等到不燙了才送進你里。你嘻嘻笑著說：“可不是嘛，確實惡心，一口飯在裝了假牙的里過一遍！”然后你齜牙咧，叮咚也跟著齜牙咧，突然問外婆，是不是也在嬰孩時期對干過同樣的惡心事，我母親輕輕拍了叮咚一掌說：“打你這小沒良心的！”

我父親也笑起來，低聲附和一句：“指現在的孩子有良心啊？”

我母親問我為什麼不把天一帶來，你一下子抬起頭。我注意到你的神突變。老太太提到邵天一的親熱隨意口吻幾乎是家人式的。下面幾分鐘，你心思跑了，悶頭吃白飯，我母親給你夾菜，你先是一驚，接著掃視一圈，似乎把餐桌邊幾個人又重新認了一遍，主要是把我重新認識一遍。

我早該知道，事就是在那時開始的。

飯后叮咚看電視，你拿出書本，問我哪里可以自習。我把你帶到父親的臥室兼書房，笑著跟你解釋，老兩口已經不能同時作息了，因此他們一共兩間屋，兩間都是他們的多功能室。你說對不起，因為即臨的模擬考讓你沒把握，只能抓時間，盡量準備得充分些。你眼睛太明了，沉到心底的心事都能讓我看到。你眼睛在詰問：“你不是我一個人的‘心兒’嗎？難道除了老丁老師和老丁師母，還有一個人你‘心兒’？并且是在我前面……”我笑了一下說：“快去復習吧，我要去幫我媽洗碗收拾廚房了。”你明白我明白了什麼。我也知道，我的明白沒有偏差。我們倆離得那麼近，生電的流都能覺到。你進了我父親的臥室，我替你關上了門。叮咚小聲問我：“大哥哥怎麼了？”我有個跟我一樣直覺特好的兒。我的兒很寬容，幾乎完全把我讓給了我的學生，自己去上寄宿學校。懂得力：學校和年級的升學力，家長們給予班主任的力，一旦帶不出升學率高的班級，的母親會被什麼樣。班里哪個學生不健康不快樂不能順暢地走完高三的非人歲月，會對母親意味著什麼。我擺擺手，不讓叮咚作聲，讓你在門安靜地復習。

你那時還不知道，我已經到你先前的學校調訪過。你從初中到高二的上學期一直在實驗中學就讀。那是一所比我們學校升學率更高的學校，在高二下學期突然轉學，這做法不合理，有點釜底薪的意思，所以我認為你轉學的背后一定有事，一定不像你父親一筆帶過的“學校太遠”。事很快清楚了：你在實驗中學中考時得了考試綜合征。醫生對你“綜合征”的記錄是這樣：“渾發冷，以至于五月天穿防寒服參考，在考場高燒、嘔吐、滿冷汗……”你撐著考完數學，第二天考語文時竟然昏厥在考場。所有人以為你不是打擺子就是重流，但你的每項檢查結果都正常。假如不是你考英文時的表現，校醫不會茅塞頓開。英文考試夾在語文和政治之間，進英文考場前你完全康復，掉了防寒服，還吃了一個包子，但考政治前你又打起擺子來。校醫這才意識到你患的是什麼病。這兩年來流行的怪病還嗎？SARS（重癥急呼吸綜合征）、禽流，還有學生們得的考試綜合征。

你心里遠不如你的表面瀟灑。就像你的著打扮，刻意造的隨意，修飾出來的不加修飾。表面你對很多事滿不在乎，包括考試，包括績的名次。你不像天一，一看就知道，他活得沉重，過早老。你給人的覺是任何東西都不值得去吃苦獲得，因此你也不會為學習和考試吃苦。你不屑于吃苦。其實你一直是暗暗地吃苦，應該說你吃的是額外的苦頭，那份額外的苦頭是用來掩飾你真正的吃苦。天一和你太不同了，除了寫詩，他幾乎戒掉了一切娛樂、一切喜好，苦地把所有力和時間用在學習和考試上。你呢，所有娛樂都有你的份，足球隊、網球隊、劇社你都參與，用你的話說是玩玩球，玩玩寫戲、演戲，想向人證明什麼都可以玩，你是玩大的，玩畢業的，玩進名牌大學的。實際上這是你的虛榮，你寧愿以天資聰穎來擊敗天一那樣的死用功。就是帶你去我父母家那次，我更看清你那扮出的瀟灑，妒忌輕易就讓你掛彩了。

我從法院走到父母家，進了門連一聲“爸媽”都省略了。老兩口還什麼都不知道。母親問我臉怎麼那麼差，問我是不是太累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母親在收拾廚房，讓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屜。我照辦了，可是沒等自己將手從屜里回，另一只手就去關，把自己的手指頭出了。

我在廚房聽到手機響起來。那一刻我不愿意接聽任何人的電話。父親恰巧在客廳，將手機拿進廚房，見我和母親的手都被占著，就按了答話鍵。

“記者？請問，哪里的記者？”

我搶先一步，把手機拿過來，關了機。我拿著手機走出廚房的時候，知道父母擔憂的眼睛給我的脊背追。他們知道一定出事了。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時間，我都是陪母親坐在電視機前。記得母親在為一直跟進觀看的電視劇流淚，我說：“要是我像那樣死了，你和爸要幫我照顧叮咚啊。”

母親一個激靈轉過頭。

“要是讓叮咚落到爸手里就慘了。”

我自言自語。還好，眼淚沒有流下來。

母親不止一次見過我這種時候。一個單人、單親媽媽，一個不勝重的教師不在母親面前表現“過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現？所以母親拿起我的手，擱在的膝頭上，輕輕拍打。的掌那麼，就是這樣把年的我拍打進睡夢，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離開父母家的時候，快十點了，我差點要把你的事、我們的事傾訴給母親，再大的噩耗丑聞，父母從我里聽說，比從任何其他途徑聽來要容易接得多。但我突然覺得不用了，母親會理解接一切的，母親是“無條件之”的代名詞。

現在他們應該猜出來了。清早讀報是老兩口的習慣。他們從報紙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驚訝得和心臟都出現剎那的失常。當他們看到記者不提姓名地寫到一個近三十七歲的教師，他們會意識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死刑。而今天還是大晴天，樓下的退休老人們還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雙喇叭錄音機還照常唱著他們八十年代的歌：“你說過兩天來看我……”

從昨晚到現在，我一直沒有打開手機。我知道此刻多記者擁在手機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車還，個個錄音機就緒，提問就緒，我的回答將為當下最大的丑聞逐一填空補缺。撥開窗簾往窗下看，狩獵我這個丑聞主角的人有十幾個呢，背著相機，拿著錄音筆，端著筆記本電腦。一個個鄰居被他們攔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搖搖頭。幾個記者進了樓門，腳步聲先響在樓梯上，然后到達了我的門口。門被敲了幾下，我盯著門。門這邊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壘，也留著你種的大麗、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墻壁、門窗。所以我就那麼盯著被敲響的門。隨他們去敲門，我是不會開的。

暢兒，你為什麼選擇過十八歲生日的第二天去殺人？你是想在年的第二天，就做個年人來對自己一切行為的后果負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