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

我走下那幾級大理石臺階，才算可以放心地舒一口氣。

高樓林立的商業區，什麼時候起有種繁華的味道了？一定是我上大學離開家的那幾年，不然我不會驟然間這樣陌生。干凈的路面，干凈的人行道，干凈的車流，我剛剛走出的那幢大廈干凈的玻璃門，干凈的樓群——恐怕這跟樓群的有關。然后我看見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子推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面容悠閑地從這大廈面無表的警衛前邊經過，我在這一瞬間放了心，知道這還是我認識的那座城市。

很有意思。這些年來，我找工作的時候多惡心的事兒都遇上過，從來也沒覺得怎麼不公平，還時不時自豪或者說自（不對，應該是自我安）一下，告訴自己這也是做異鄉人的驗之一。反倒是今天，當我頭一回這麼順地找到工作，而且工作環境和薪水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時候，我心里卻有些不安，好像是發了筆不義之財。

該把這好消息第一個告訴誰呢？老爸老媽就算了吧，反正他們高興不到哪去。我至今忘不了我終于鼓足勇氣跟他們倆攤牌的那天。我說我本就沒打算考研，我回家只不過是因為被老板炒了。我爸的一張臉沉得像是臺風過境，我媽先是以一種同弱者的眼神瞧瞧我再眼看看爸——從我青春期開始叛逆起就養了這個習慣。在我們家我爸是主人，我兼奴才和傻子二職，我媽就是那個“聰明人”。你不得不承認魯迅就是偉大。天楊嗎？這時候別吵，這幾天上夜班，現在正在像小豬一樣幸福地酣睡呢。我盯著手機看了半晌，不知道該摁下哪一個號碼。不過謝天謝地，我的手機從現在起不用擔心龍游淺水虎落平般地被停機了。

不僅不用擔心被停機，而且它還在這時候生龍活虎地響了。好孩子，沒白疼它。

“喂？你好。”我想我的聲音非常。

“我還以為你死了。”

老天，這是……

“托你的福，爛命一條，還在。”

“你猜我現在在哪兒，周雷？”

“不要告訴我你在我心里，因為那不是真的。”

“向左轉，往馬路對面看，對了，就這樣，真乖。”

“怎麼像是給手機做廣告一樣，馮大小姐，不對，現在該稱呼你什麼太太？”

端起面前的紫砂壺斟滿我的茶杯時，我有點不可思議地說：“果然結了婚就是了，一舉一都這麼‘賢淑’。”

笑笑，“我這次是來出差的。昨天剛剛把事辦完。本來想晚上約你出來吃個飯，可巧就看見你了。”

“干嗎‘晚上’？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

大笑，“你真是一點沒變。”

“馮湘蘭。”我換上一副正經的神，“你變漂亮了。”

“謝謝。”

“要謝你老公才對。”

凝了我半晌，開一笑，“離了。確切地說，正在辦。”

我一口茶差點吐出來，“算你狠。”

笑容可掬，“不過你千萬別擔心，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見個面，決不是為了勾引你。”

我突然間有些憤怒。要知道我是為了那個鳥蛋婚姻才丟了工作的，要知道是那個鳥蛋婚姻讓我重又回到這兒，鬼使神差地把我推向天楊的，不只是天楊，是推向另一種生活。可是大小姐——沒錯，現在的確又變小姐了——倒是輕松，說離就離，都不知道自己隨隨便便就左右了我的人生還好意思跟我坐這兒不咸不淡地喝茶，就像《舊約》里上帝有事沒事就出來跟人們聊上兩句一樣荒誕。

“為什麼？才結了幾個月，沒準兒好些事兒可以磨合呢？”

“有些人可以，我不行。”

“早就看出來你不行。”我笑，“不是我說你，沒事兒逞什麼英雄？”

“失敗一兩回不是壞事。”也笑，“至我知道了自己不適合干什麼。”

至知道了自己不適合結婚。我呢，我知道了為了一張結婚請柬得罪老板是豪爽，為了一張右下角印著“保質期兩個月”的結婚請柬得罪老板是傻，好。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了蘇云。為什麼？因為我突然想起我自己有沒有這樣榮的經歷，在無意中影響了一個人的命運？迄今為止，如果有，就只能是。

蘇云是我同系的師妹，比我低兩屆。大三開學接新生的時候小丫頭第一眼就看上了我，而且不是那種輕描淡寫的“看上”，是山崩地裂的那種，雖然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剛開始旁敲側擊地暗示的時候我可以裝糊涂，到明白無誤地表白時我就只能很殘忍地說“不”了。其實我并不是從沒有和談不上“來電”的孩往過，到最后雖說分手也是好聚好散。可是蘇云不同，坦率地講，我扮演了一回懦夫的角，因為如果只是“輕描淡寫”地看上我的話，我不會拒絕。是個很可的孩。問題在于我良知未泯，我看得出來的溫度。

那是段狼狽不堪的日子。我第一次發現只要我想我也可以足夠心狠。越是執著我就越是拒絕，樂此不疲。到最后我的拒絕已經與什麼的無關，純粹是為了較勁。我不信我會輸給一個小丫頭。我相信那些日子里見過那張倔強又凄楚的小臉的人都會覺得我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這是一場類似貓捉老鼠的游戲。誰是貓誰是老鼠——用我說嗎？

我們的僵持到白熱化階段的時候——用我們宿舍哥們兒的話說就是“比世界杯還過癮”。那幾天整晚上整晚上地站在我們宿舍的樓下，一個電話打過來，“我等你。”然后就三四個小時地站在那兒，還一面跟來往的人打招呼——好像是來乘涼的。我真驚訝，那麼瘦小纖細的小姑娘的怎麼能蘊含這麼多的能量。那些夜晚我佯裝平靜，號召哥兒幾個打升級。洗牌的時候經常手指發，牌落了一床一地。對面宿舍的一個哥們兒意味深長地說：“我覺得你——是不是在故意鍛煉自己的意志力？”有幾次全宿舍群起而攻之，我是被他們轟到了樓下去。我對說：“對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兒。不，其實沒事兒，但是請你回去吧。”含著淚盯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等著瞧。”那架勢也早已與無關。

有一個周末的晚上。學校放梁家輝演的那部《人》，全宿舍傾巢而出，只剩我一個人。我知道就在下面。然后下雨了，非常大的雨。我終于沖到樓下去把渾的領進樓道里。靜靜地看著我。和《人》里那個孩一樣穿了條白的連。那場傾盆大雨洗去了渾的任和乖張。就在我還差一秒鐘就要把摟在懷里時，說：“周雷，我以后不會再來找你了。”

我笑笑，了垂在臉上的一綹頭發。

“周雷，”說，“我再最后跟你說一遍：我很你。”

我說：“如果我沒有傷害過你，你還會我嗎？”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冒出這麼一句混賬話。但是很驚訝地看著我。——那是種類似于醍醐灌頂的驚訝，已辜負了上天為了投資一場傾盆大雨所營造的悲氛圍。

后來蘇云的男朋友就是那個說我是“故意鍛煉自己意志力”的家伙，再后來我們喝畢業酒的時候蘇云笑盈盈地過來敬我。當時的氛圍已經因為幾個人的酩酊大醉由傷變得混起來。在一片混之中蘇云對我說：“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答案。如果你沒有傷害過我，我不會你。至不會像我當初那麼。但是——”笑了，兩年的大學生活讓上多了一種人味，“憾的是，沒有‘如果’這回事。”

好吧。我現在算是明白了沒有如果這回事是怎麼回事。這些年我常常想起蘇云。尤其是在我不可一世自我膨脹志得意滿的時候。那個雨天里寧靜的臉總像一把錐子一樣刺破我的“就”這個氫氣球。提醒著我的怯懦。我敢說，如果我們當初真的順理章地變男朋友，那今天對我的意義就不會如此特殊。

我送馮湘蘭回酒店的時候，天已晚。

“明天幾點的飛機？”我問。

“下午。”氛圍變得曖昧起來。或者說我剛剛覺察出來。“對了。”笑著說，“還沒祝賀你呢。找到一份好工作。”

“算了，沒什麼好也沒什麼不好，只是錢多錢的區別而已。”

“給你點兒你就要燦爛。”損我，“我還沒看出來你這麼超呢。”

“不過我告訴你，最近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兒讓我特別有就。”我說，“我在追我這輩子喜歡過的第一個孩子。我是說重新追。有意思的，覺得自己是在重活一遍。”

“你說宋天楊？”

“你你你——你怎麼知道的名字的？”我一瞬間窘相畢。

“你的事兒我那時候全都打聽得一清二楚。宋天楊啦，蘇云啦……”瞟了我一眼，嘲弄地微笑著。

“我還是那句話：算你狠。”

“好了。”停在酒店的門口，“上來坐坐嗎？”

“不了。”我坦率地說，“我不是什麼柳下惠，沒必要有事沒事考驗自己。”

“怕對不起你心里純潔的初人？”

“可不是什麼純，睡過的男人雖說沒你多，但那數字也足夠讓居委會大媽氣急敗壞的。”

我們一起笑，引得過路行人側目。

“好吧。”說，“那就再見了，祝你幸福。”

“你也一樣。婚可以不結，日子要好好過。”

“還是周雷對我最好。”

我凝視著的背影。穿套裝和高跟鞋的樣子很漂亮，的頭發也挽了一個很白領的髻，不過我還是很懷念那些蘋果綠紅天藍鵝黃的吊帶裝。再見，阿蘭。

夜晚來臨，不過來臨得不是那麼徹底，霓虹還沒有完全綻放。馮湘蘭的酒店和我星期一就要在那里上班的寫字樓恰一條對角線，遙相呼應，兩座璀璨的塔。我相信當我坐在那寫字樓的第二十七層加班的時候，往下看，會發現整個城市變了一個巨大的酒杯。葡萄酒夜杯。多人痛罵城里的燈呀。藏污納垢，飾太平。讓墮落的人合合理地墮落，遮蓋了“罪惡”齷齪骯臟的廓，讓它變得邪起來。而且還混淆人的視聽，以為這世界變了金錢權力香車的盛宴。凡此種種，證據確鑿，讓良知未泯的人給城里的燈判死刑吧，或者終監也行，讓它著囚服姿全無從此不能妖言眾。——但是，你能說它不嗎？

我今天為什麼變得這麼煽？我還真是難伺候，沒工作的時候難找工作的時候難找著了還難。想想我剛畢業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時候吧。我對自己說你終于有資格回憶了。每天在人才流市場像古希臘奴隸一樣等待賤賣。回到暗的斗室里起勁兒地聽重金屬，在“病孩子”的ＢＢＳ上留下無數憤怒得顧不上押韻的詩篇，順便跟幾個不太的子做做——很朋克。

當我破了腦袋終于鉆到一家不甚正規的房地產公司做部門經理——的助理的時候我對自己說：來，今兒晚上別再像鼴鼠一樣在地底下悶著，出去看看北京的燈吧。我站在崇文門的霓虹里舒出中一口惡氣的時候，我忘了就在前一天，我還在長途電話里跟一個哥們兒刻薄地說面試的時候我發現那里從老板到員工的水平居然都比我還低；我忘了現在輕松愉快的自己曾經就算是兜里只剩下一百塊錢的時候心里也在思考我想做的工作是否對這個世界有意義；我想起我很裝蛋地對一位在廣告公司拿八千塊錢一個月的學長講：廣告——無非是污染并強xx人們的神，或者挑起人們的讓他們自；我想起其實房地產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把房子變人把人變里的爬蟲；我想起一個中學時的哥們兒的Ｅｍａｉｌ，他老爸是家證券公司的經理，所以他很幸運地一畢業就有機會跟著高層們興致地包裝那些虧得一塌糊涂的公司上市。他說：真是的，我學的是金融，又不是整形外科。

我在崇文門的霓虹里蹲下來，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樣病菌似的污染這個世界。我知道我憤怒我朋克我重金屬我叛逆不過是因為我沒搶到一個污染的機會。但就是這個已經被我們變個巨大的公共廁所的世界，我們除了它又能拿它怎麼辦呢？我告訴自己來吧你試著用日后功了的你的眼睛來打量現在的生活，沒什麼，你是在完一個贏家溫暖而辛酸的回憶。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個傻瓜，當時看見我的背影的人準以為我是在嘔吐。

現在我有了一個機會俯視城市的燈。“其實沒什麼好工作與壞工作的區別，只不過是錢多錢的區別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幾年前就設計好的臺詞。只是當時我做夢也沒想到，今天的我，真的這麼想。

后來我告訴天楊那個難忘的崇文門的夜晚。然后我問：“我心里有事兒的時候跟你說。你心里有事兒的時候問誰呢？”笑笑，“我去問加繆。別笑，真的。加繆的書里什麼都有。”——真恐怖，加繆又不是邪教教主。

說曹曹就到，手機響了，天楊說：“周雷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我敢說‘不’嗎？”但今天晚上沒有跟我貧的興致，“周雷，我爺爺的病犯了。現在我們都還在醫院忙活呢，你去兒園接一下不不行嗎？我們都忘了他了。你順便帶他出去吃個飯，然后再帶他回家睡覺。謝了。”

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兒晚上可別惹我。

[肖強]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號晚上，方可寒死了。

我至今記得白得泛青的醫院的燈下長長的，靜靜的睫。走到大街上的時候，我發現下雨了。雨霧中的路燈的看上去比平時潔凈些。我想要不要馬上打電話告訴天楊和江東這件事，想想算了，他們明天一早還要模擬考。

所以在那個晚上，我只能獨自承擔這件事。獨自回想——盡管我不愿這樣——那燈下，的睫，的——淡的，的手指，的長頭發。我兜里還裝著的玫瑰紅的小呼機。給我呼機號碼的時候說：“從下次開始，一百塊就行，優待你。”

我回到店里，看著兩個顧客走出去，再趕走幫我看店的哥們兒。反鎖上門，下意識地把我的蔡琴放進機子里。

“當我與你握別，再輕輕出我的手。是那樣萬般無奈的凝視，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把燈關上。蔡琴既悠然又憂傷的聲音在黑夜里如魚得水。出了一的冷汗。我還以為是剛才淋的雨。

我把錢遞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說：“知不知道？其實我跟你上床，不收錢也可以，因為——”詭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歡你。”我笑笑，“我也喜歡你，不過還是收錢吧。你說呢？”放聲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說：“肖強，你這個朋友我定了。”

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見的時候，覺到的溫暖的紅的喧響，就像我第一次看見這個世界的覺。想起我把自己曾經在黑暗中生活了六年的告訴的形。

聽完我的故事，把煙從我的上拿掉，深深地吸了一口，張狂地沖我笑了一下。我嘆口氣，說：“方可寒，還是戒煙吧。孩子煙的話，過了三十歲，你臉上的皮會壞得很快。”把煙放回我的手指間，“我活不到三十歲，真的，五臺山有個高僧說我如果不出嫁的話，最多活到二十五，所以，”停頓了一下，“你說的對我來說不是問題。”“你連高僧也不放過。”我笑著。“別胡說八道。”非常認真地打斷我，“怎麼能拿宗教這種事兒開玩笑呢？”

我為什麼會想起這些？當然，因為方可寒死了。

我的手臂在玻璃柜臺上，涼涼的。我就這樣睡了過去。是煙把我燙醒的。蔡琴的聲音在黑暗的縱深蔓延著，“夜那麼長，足夠我把每一盞燈點亮，守在門旁，換上我最麗的裳——”我把那張ＣＤ反反復復聽了一夜。然后我看見了，十七歲的牽著六歲的我的手，我們有說有笑地在一條長長的街道上行走。那街道空無一人，兩邊全是路燈。依舊麗而囂張，漆黑的眼睛里閃著飛蛾撲火般奇異的芒。說：“你看見了嗎，這麼多的燈，就像是過元宵節。”我說：“什麼‘看見’？我是說，為什麼咱們要把‘看見’這件事起名‘看見’呢？為什麼‘看見’是‘看見’不是‘聽見’？‘看見’和‘聽見’為什麼不能換？要是咱們大家都管‘看見’‘聽見’，‘聽見’‘看見’的話，大家是不是就不會說‘肖強看不見’，而說‘肖強聽不見’了呢？”放地大笑著，說你這個孩子還真是難對付。

然后我就醒來了。我看見了窗外的。

三天后的一個中午，天楊和江東興沖沖地進來。“嗨，肖強，好幾天沒見！”天楊快樂地嚷。我想他們是考完了。我淡淡地說：“跟你倆說件事兒，方可寒死了，十六號晚上的事兒。”

“你干嗎現在才說？”天楊愣愣地問。

“你們不是要考試嗎？”

“那你干嗎不索等我們考完了再說？”這次是江東的聲音。

“這個，”我心里一陣煩躁，“你們怎麼還他媽沒考完？”

“下午是最后一門。”江東坐到了柜臺前邊的椅子上，慢慢地抬起頭，“肖強，給我煙。”

“對不起，我是想等你們考完了再說的。”我把煙扔給他。

“沒什麼，反正你已經說了。”他點上煙，打火機映亮了半邊臉。

“還好，”天楊坐在小板凳上，托著腮，“下午要考的是英語。腦子稍微糊涂一點無所謂。要是考數學那可就完蛋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像是在自言自語。

[天楊和江東]

我們隨著擁的人流走出校門。他問我：“怎麼樣？”我說還行。我說：“你呢？”他笑笑搖搖頭，“完形填空本就是ＡＢＣＤ胡寫一氣，沒時間了。”我說：“沒什麼，反正模擬考，不算數的。”他說：“就是，要是這是高考，我他媽非掐死肖強不可。”我們沿著慣常的路往河邊走，一句話沒說，遠遠地看見堤岸的影子，兩個人幾乎同時開了口：“繞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視一笑，他就在這時候地抓住我的手。

我們走了很久，終于從一條僻靜的小街拐上了平時常走的大道，終于繞過堤岸了。我把頭一偏，視線就避開了堤岸盡頭，那個做“雁丘”的公共汽車站。我握著的手，的手真小。我說天楊咱們現在去哪兒？說哪兒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們倆于是走到我們平時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熱地招呼我們說：“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Ｎ杯檸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續杯為止。突然對我笑笑，我想起我們倆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就是來這間店喝檸檬茶，那時也是這樣笑笑，剛開始的時候跟我說話還會臉紅。我也是。

他問我：“笑什麼？”我說：“知道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兒，到四月十六號。這一個月真夠長的。”他也笑笑，說：“就是。”

“咱們也要高考了。”我說。

“別擔心。”他說，“這兩個月也會很長。”

我笑了，“這話讓滅絕師太聽見了，非氣死不可。”

“怎麼了？這是我心理素質好的表現，該高興才對，否則都像小姐那樣——好嗎？”

“小姐”是我們鄰班一個生的綽號，“小潔”。前些日子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藥，留下書說都是高考的錯。不過沒死，只是現在還沒回來上學。我沒接他的話，我現在一點也不愿想跟“死”這件事沾邊兒的東西。

店里坐著另外一對兒，穿的是實驗中學的校服。他倆在吵架。聲音越來越高。我們只好佯裝沒聽見。老板倒是氣定神閑地該干什麼就干什麼，像是對類似場面已司空見慣。那個孩說：“全是借口！你不過是因為那個——”男孩說：“等你明年該高考的時候你就知道我說沒說謊了！我現在力特別大，本什麼都顧不上，眼看就要報志愿了——”“我不管！”那個孩的聲音驟然又高了一個八度。男孩站起來走了，把門摔得山響。江東的手掌蓋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悄悄地沖他一笑。

“手這麼涼。”他說，“今天降溫，你穿太了。”說著他就要去拉他的外的拉鏈，“穿我的。”

“別，江東。”我低了聲音，瞟了一眼仍舊一個人在那里呆坐的孩，眼圈紅紅的，使勁咬著可樂瓶里的吸管，“別在這兒，看見心里會難過的。”

說：“看見心里會難過的。”我說：“你怎麼這麼好？”笑笑，“因為我不認識。因為這點小事是個順水人。因為——”我打斷，“你還真不浪漫。”“本來。”仰起臉，“這種，只能算是‘小善良’，不算什麼。真正的‘大善良’，太難做到了。”然后像大人那樣嘆口氣。我知道想起什麼了。

后來我們走出那間店，來到我們平時常來的公園的湖邊。四月是草坪綠得最不做作的季節。枕著我的，起風了。“天氣預報說，明天沙塵暴就要來了。”說。我突然地抱起，的很很暖和。

“天楊。”我說，“天楊。”

“這下好了。”的氣息吹在我耳邊，“這下再也沒有人來跟我搶你了是吧？”

“是。”我答應著，“沒有了，再也沒有了，現在就剩下咱們兩個人，咱們誰也不怕了。”

“我怕。”

“怕什麼？沒什麼可怕的。”

“江東你我嗎？”

“，得……有時候我自己都害怕。”

“我也一樣，江東。”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倆都會死在這上頭。”

“別說死。”

“我不是指那種‘死’，算了，江東你跟我說說話行嗎？我是說，咱們說點別的。”

“對，我也想說點別的。”

于是我們那天說了很多“別的”。氣氛慢慢變得平靜，我們說了很多，漸漸地對彼此說了些從沒跟人說過的話，我是說，有些事我們從沒想過要把它們付諸語言。比如，我說起了我初中畢業那年，去過一次黎。

那年父親說這趟旅行是為了獎勵我考上北明。那時候——即便是現在，對一個十五歲的孩來說，也是一個大獎。一個星期，我住在父親的斗室里，算上衛生間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張單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間打個地鋪都是勉勉強強的。在那個狹小的空間里，我忘了一出門就是那個傳說中的黎。抵達的那天晚上，水土的關系，我發了高燒，昏昏沉沉地睜開眼睛，滿室局促的燈。父親輕輕地我的臉，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見有點膽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溫厚有力，是我從來沒有會過的味道。次日黃昏，熱度退了，父親說：“帶你去塞納河坐船。”我們坐著哐啷哐啷的地鐵，在一片黑暗中前進。我打量著幽暗的站臺上污穢而鮮艷的涂，需要自己開門的憨厚的地鐵，人們的臉因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經變了一個龐大的孤獨的一部分。我輕輕握住了父親的手，突然聽見了音樂。賣藝的老人拉著手風琴，在一片鋼鐵、速度和的氣息中，這音樂旁若無人。地鐵口的風很大，沿著臺階走上來，看見雕像。父親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上這個地方了。

我忘不了那個坐在協和廣場的黃昏。大氣的福克索斯方尖碑像棵胡楊一樣立在夕下面。我看著它，知道現在該是塞納河邊的攤主們慢慢收拾起六十年代碧姬·鐸的海報的時候。那時候我突然想：羅丹的思想者凝視著綻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薩特，他們，這些偉大的靈魂，都為的人類夜不能寐。可是他們見過沙塵暴嗎？一陣風吹來，父親的大手覆在我的膝蓋上，他說：“黎就是這樣。七月份，風也涼涼的。”

我穿著一條在黎買的淡綠的連。父親說：“好看。”那些天我們的話很。我要換服的時候他就進到那間只站得下一個人的浴室，像玩捉迷藏一樣問一句：“好了沒有？”我說：“好了。”門開了，父親看著我，每天他都會說：“好看。”

然后我們一起，穿過這個城市每一個角落。拉丁區一間說是一八八幾年就開張了的咖啡館的老板問他：“先生，這個可的小姐是您的人嗎？”他笑著說：“是的。”明如水的下，塞納河風萬種，父親著稔的法語，他們一起著莫名其妙的我大笑。那時候，沒人知道我來自一個荒涼的地方。

回國的前夜，我在深夜里醒了。聽見父親均勻的呼吸聲，我擰亮了床頭燈，悄悄爬下來。那屋子真小，我得小心翼翼地踮著腳尖，才能過他的胳膊和，坐在他臉前的一小塊空地上。背后是小冰箱“嗡嗡”的聲音，這種公寓所謂廚房就是一個像件家一樣砌進墻里的電磁灶，一做飯，就算打開窗戶也是煙熏火燎的。

我抱著膝蓋坐在那兒，燈影里父親沉睡的臉廓分明。我的指尖輕輕劃過他高高的眉骨，他的臉頰，常說我和他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有件事我這些天一直很想告訴他，可是我不好意思。六歲那年，他回來過年。晚上我是要他念書給我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聽到他的聲音。他說：“《小王子》？好吧。我隨便挑一頁，你閉上眼睛。”他的聲音就這樣猝不及防地傳來：

小王子說：的將我包圍，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不應該離而去。我早該猜到，在不高明的把戲背后藏著最深的溫；花朵的心思總人猜不。我太年輕了，不明白該如何。

他的聲音很厚，很重，有海浪的聲音在里面喧響，又溫得像一縷。那是我找了好久的，專門用來念《小王子》的聲音。我閉上眼睛，努力不讓潤的睫抖。那聲音馴養了我。他以為我睡著了。他就停了下來，在我的面頰上，輕輕一吻。

現在他睡在我的面前。他的臉龐，他的呼吸。在我的指尖下面。他突然睜開眼睛，有些錯愕地著我。我微笑，“爸。”我很這樣他，“我睡不著。”

兩個月后，我遇上了江東。新生學，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做自我介紹。我聽見一個聲音說：“我江東。”那聲音和六歲那年的一模一樣，可以用來讀《小王子》，可以讓我的里開滿繁花似錦的，溫的。后來，我就義無反顧地陷下去了。

說：“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講過這件事。我從來就不知道這件事我有一天也會講出來。”然后地著我。像貓一樣，臉蹭著我的胳膊。

我也給講了一件我從來沒有跟人說過，也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和人說的事兒。

我第一次做是初二那年暑假。

那個孩是我的英語家教。是個大學生。總是很麻地我“弟弟”。很嗲地這麼我的時候我看得出來，的神態，的表，的語氣，都是在極力模仿那些漂亮孩的氣和挑逗。可是很丑，就連那時候對“人”這東西本沒開竅的我都覺得很丑。但我不忍心揶揄是丑八怪作怪，哪怕是在心里。因為我看得出來這種模仿后面的努力和掙扎，我看得出來自己也知道這努力和掙扎是徒勞的。

大學畢業的時候本來應該順理章地留在這個從小長大的地方，可是為了的男朋友，是跟家里鬧翻，在他的家鄉——一個更靠北，也更封閉的城市找了工作。拿著聘書去找男朋友的時候以為這會是一個最大的驚喜，結果那個鳥蛋男人說：你這是何苦？其實我從來沒有過你。

那天哭了，眼淚一直流，一直流，的哭相很難看，可我還是把手放在肩膀上。我是真的替難過。我結結地說：“要不，我找我以前的哥們兒，去揍他一頓吧……”一把抱了我，哭著說：“弟弟，弟弟。”

后來，我們做了。

再后來，我和媽媽在國貿商廈里看見。推了一輛嬰兒車，胖了些，好看了些。媽媽熱地跟打招呼：“哎呀是小范老師。”笑著，拍拍我的肩膀，“長這麼高了。”那時候我突然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我講完了。天楊笑著，“真沒看出來你是一肚子壞水。”然后抱住我的脖子，我們接吻。兇猛地接吻，直到出。現在我們是親人了。齒相依，亡齒寒。我們就剩下了對方。我們只能相親相，別無選擇。

“天楊。”我告訴，“我現在很幸福。”我是這麼卑微，但是我很幸福。

風吹過來。夕鮮紅。天漸晚。

[周雷]

十點半，總算是把這個小混蛋弄上了床。

“現在給我睡覺。”我使用的是威脅的語氣。

“不睡。”他倒是干脆利落。

“不睡揍你。”

“給我講故事。”

“只講一個，再不睡就真的揍你。”

“。”

“聽好了。”我說，“你的弱智小熊維尼的故事——瑞比的耳朵。兔子瑞比一邊拔卷心菜，一邊自言自語：兔子是常常需要安靜地思考的，也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原因，只不過是思考而已……”

“難聽死了。”這小混蛋打斷了我，“我姐姐講得才好聽呢。”

“本來就是這麼弱智的故事怎麼講也好聽不到哪兒去！”我惡狠狠地說，“而且你爺爺現在躺在醫院里快死了，你姐姐現在也快累死了，你為了聽個故事就要去麻煩他們你還真沒同心。”

“我沒說要去找。”他瞪著眼睛，“我就是說這個故事不好聽。要不這樣吧，”他笑著，“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我給你講個我最喜歡的故事怎麼樣？”

“好吧。”

“這個故事的名字——”不不拖長了聲音，“分獵。狼，狐貍，還有獅子大王去山上打獵，打了好多，然后獅子大王跟狼說：狼，你給我們大家分一下獵。狼就把所有獵分一樣多的三份。說：大王，分好了。獅子撲上去把狼咬死了，說：你還想跟我拿得一樣多呀！然后獅子跟狐貍說：狐貍，現在你來分。狐貍從所有獵里拿出一只青蛙，說：大王，這只青蛙是一份，剩下的是另外一份，大王您挑吧。獅子滿意地問狐貍：是誰教你這麼分的？狐貍說：是狼剛才教我的。”

小孩子家難免講得顛三倒四，可是大致節絕對是這樣沒錯。我目瞪口呆，這小子。瞧瞧這個故事吧：強權、謀、狡詐、黑幽默，全齊了。好吧，讓小熊維尼去死，我將來要是能養這麼個兒子可就太來緒了。“這樣吧，不不。”我頓時換了一套“自己人”的口吻，“我從現在起正視你的智商，給你講個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我想，要不給他講講《無間道》？

“你給我講講我姐姐吧。”小家伙的眼睛有點。

“你姐姐？”

“嗯。你不是的男朋友嗎？”

“這個——嚴格地講，我現在還不是。”

“我覺得你已經是了。”

“那就借你吉言。”

“借什麼？”小國際友人又開始犯糊涂，“我姐姐，以前是什麼樣的？有沒有現在漂亮？”

“沒有。不過很可。十七歲的時候——”

“現在幾歲？”

“二十五。那時候有一個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

“那現在怎麼變你了？那個男朋友呢？”

“他們分開了。就像你爸爸媽媽一樣，不也是分開了嗎？”

“我爸爸媽媽是離婚。”

“結了婚的人分開離婚，沒結婚的人分開——就只能分開。”

“他們為什麼分開呀？”

“這個，誰也說不清。你爸爸媽媽能說清他們倆為什麼分開嗎？不好說。”

“我媽媽說，不我爸爸了。那我姐姐一定是不喜歡那個人了是吧？”

“不對。你姐姐喜歡他，他。一直都在他。”

“那現在呢？”他的眼睛漆黑，漆黑地著我。

這問題還真尖銳。現在呢？我也想知道。

“你姐姐和那個人，以前，很好來著。”我費勁兒地解釋，“其實我也不大清楚。那個人好像看上了另外一個孩。那個孩非常，非常漂亮。”

“比我姐姐漂亮？”

“比你姐姐漂亮！”

“那就沒辦法了。”這小東西充滿同地嘆口氣。

“最麻煩的是，那個人，他雖然看上了那個孩，但他一樣很你姐姐。”

“那我姐姐應該和那個孩做好朋友，這就對了。”

“不，這不對。至我覺得這不對，可你姐姐真的這麼做了。因為那個孩生病了，是不能治的病，后來死了。”

“死了？幾歲？”

“十八歲。”

“噢，那已經很大了。”

“可是十八歲無論如何不是該死的年齡。正常人都是老了以后才會死。”

“就是說，要是我爺爺今天晚上死了，那就很正常？”

“……可以這麼說。”

“要是我明天死了，就不正常。”

“對，真聰明。”

“那我什麼時候死呀？”

“這我可不知道。不出意外的話，還早著呢。”

“噢。”他滿意了，“繼續講我姐姐吧。”

“好。你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兒。那個孩子生病的時候去做的好朋友，直到死。要知道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兒——不止是做不到，他們本就不會想著要這麼做。”

“我姐姐老是那麼兇。”

“但是是個了不起的人。過去是，現在還是。”

“那后來呢？這個孩死了以后呢？不就剩下我姐姐和那個人了？這不是正好嗎？”

“不能這麼說。”

“那后來到底是怎麼樣了？”

我也想知道后來到底是怎麼樣了，可是天楊從來沒有跟我提起過。我相信，如果連我都不知道的話那就沒有任何人能知道。我想和那件事有關。但那件事，怎麼說也不能拿出來講給小孩子聽，再早的小孩子也不行。

“后來，我就不知道了。只有你姐姐自己才知道。不過你千萬別去問。”

“我知道。”小家伙笑了，“否則你就要遭殃了。你怕。”

“你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會怕。這沒什麼丟臉的。不過你要記住一點：你可以怕，但是你不能忘了，你怕是因為你。你是因為你看得起。沒有權利利用這一點讓你順從。如果你發現在利用這個，你就要毫不猶豫地離開，懂我的意思嗎？”

“不懂。”

“諒你也不懂。”

“我有個好主意，周雷！”這家伙從來都是這樣稱呼我，“你不是也不知道他們倆后來怎麼樣嗎？又不能去問姐姐。咱們就給‘那個人’打個電話吧。現在就打。你說怎麼樣？咱們問問他，這不就可以知道了？”

“這這這，萬萬使不得。而且，那個人現在在加拿大，很遠，我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

“我姐姐一定知道。”

“不會，你姐姐跟他早就沒聯絡了。”

“可以不給他打電話，但是一定有他的電話號碼，肯定。”這家伙激得在被窩里翻個，眼睛閃閃發亮。

我后來就睡著了，不不也是。在講完這個七八糟的故事之后。

黎明，我醒來。發現自己以一個非常奇怪的姿勢和窩在這小家伙邊，還發現天楊的手指輕輕過我的臉。我突然睜開眼睛讓嚇了一跳。

“你爺爺還好？”

“好。”說。

“你還樂觀。”

“本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你還睡嗎？我要去買早點，我也是剛剛才睡下。”

“我跟你一塊兒去。”

“我去換服。”

走出去，不不突然睜開眼睛，湊了過來。

“周雷。”他聲音發，“剛才親你了你知道嗎？我看見的。你睡著了，就親你了。”

“親哪兒了？”這才是重點。

“當然是——”他眼睛發亮。我想我也是。

[天楊]

龍威找到了合適的骨髓。這些天病房里熱鬧得像是菜市場，又是北京上海來的專家會診，又是電視臺的來錄像。葉主任陳大夫們于是一會兒一臉笑地向專家們討教手方案，一會兒又一臉諂笑地面對電視鏡頭。更可怕的是，即使沒有專家也沒有記者的時候他們也似乎習慣了將這種諂笑或笑粘在臉上，龍威的肩膀，“要是手功了，咱們醫院還得謝你呢。”

據袁亮亮說這話的潛臺詞是：小子爭氣點兒，別他媽丟人現眼地死在手臺上。用一向樂觀的龍威自己的話說，就是：現在我是咱們科的形象代言人。

周雷現在來找我的時候總是西裝革履的，一副稽的良民相。不過科里其他人——包括葉主任跟我的看法都不太一致，他們說：小伙子越來越帥了。

好不容易等來的星期天，下午楊佩請我們幾個去錢柜唱歌，算是告別。沒請周雷，因為說這是純粹的人聚會，一面說一面對大堂里幾個著鮮暗香浮的男人大膽地拋了個眼。

臺灣超人氣組合：Ｓ．Ｈ．Ｅ，三個最紅的小姑娘。我已經不大了解現在的流行音樂了。楊佩和小鄭在熱奔放或者歇斯底里地合唱們的歌。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們起哄，包廂里的氣氛很Ｈｉｇｈ。我盯著屏幕，這歌詞倒是寫得有意思。

“你是電，你是，你是唯一的神話；你主宰，我崇拜，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好像看得見一個第一次讓男人沖昏了頭的小姑娘狂的眼神。楊佩轉過臉，拿著我的手機揮來揮去，當熒棒使。我這才看清楚上面綠一閃一閃，是來電的標記。

“喂。”走到走廊上，寂靜一瞬間給了我當頭一棒。

“喂。天楊。”電話的線路好像效果不大好。

是不是真的？

“天楊，聽得出來我是誰嗎？”

當然聽得出來。別說是七年沒見，就是七十年，我也聽得出來你是誰。

“你好，江東。”

“天楊，你好嗎？”

“好。”大腦一片空白。

“剛才我先打到你家去。還好你家的號碼沒變。是一個小孩兒給我你的手機號的。”

我慢慢地跟他寒暄，說的全是些廢話。本來想問問他為什麼要打電話給我，一想還是算了，這種問題頗有點調的質在里面。坦白說我不大記得我自己說過什麼，只記得他說他下個月休年假會回國來，剩下的，好像還說起了他曾在多倫多的大馬路上戲劇地到了吳莉——我們的班長吳莉現在變空姐吳莉了。江東說還是一如既往地“強悍”。他語氣不不慢，毫無曖昧，好像他是每個禮拜都會這麼給我打一個電話。道別時他說：“沒什麼。就是想問個好。”沒什麼是吧。那是你沒什麼。

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出現在衛生間里。我把冷水在臉上，抬起頭，鏡子里那張宋天楊的臉悉得讓我不敢認。

我已經二十五歲。還年輕，非常年輕。除了年輕之外似乎沒什麼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來，過其他人，墮過胎，上過大學，上過班，似乎做了很多事。總之早就不再是那個高中生宋天楊。我已經忘了你了。盡管在你的聲音蠻不講理地從天而降之時我依舊不能“沒什麼”。

我背靠著墻壁。墻壁很涼。這時楊佩走了進來，笑嘻嘻地把臉湊過來，“怎麼，痛經呀？”

黃昏降臨在我從小長大的這個城市。夕西下，影浮而已。沒什麼景致。就像很多發展得不夠徹底的地方一樣，天大樓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幾間低矮破舊的廉價酒館。麥當勞的背后出一個老式的鍋爐房的大煙囪。行走在這繁華與荒涼的奇異組合之間的人們也是如此，上穿著銀環的同和像是從八十年代的電影里走下來的中年婦肩而過，臉上同時浮起一模一樣的鄙夷。省政府對面的星克里幾個剛剛下班的公務員旁若無人地喧嘩，把薯條往“科羅娜”里蘸，讓旁邊幾個ＯｆｆｉｃｅＬａｄｙ花容失然后出一陣淺笑。街頭走過幾個北明中學的孩子，即使沒有那校服我也看得出來們是北明的學生。因為們上有種跟這個城市不搭調的東西。

曾經。據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師們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學生可不像我們一樣。他們績優秀之外勤樸素，待人有禮，男同學之間團結友互相幫助但決不越界，渾散發著老人家們認為年輕人應該散發的氣息。到了我們已經不是那麼回事。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那時候每月在全班孩子里流傳，老師們屢不絕的《ＥＬＬＥ》、《ＨＯＷ》、《ＦＡＳＨＩＯＮ》、《瑞麗》，都是些績非常好的同學，老師們的寶貝兒帶來的。生們圍一圈贊嘆黎倫敦東京的最新時尚的時候，或者說，驚嘆那些豪華的銅版紙本傳達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氣息的時候，們也跟著贊嘆，但臉上有種微妙的矜持。對于們，這些最有可能離開這里的孩子們，那不是驚嘆一下就算了的夢想，而是稍微出手臂就夠得到的人生——至們自己這樣認為。老師們對此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辦法，因為他們對這個時代沒有。

有一回，好脾氣的數學老師沒收了一本過期的《ＥＬＬＥ》，看了一眼定價，只說了一句：“昨天我們開會，到一個中學的老師，你們知道的，那是鋼鐵廠的子弟中學，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崗了，那個老師跟我說：‘為了準備高考，你們在考慮給學生選什麼樣的輔導材料最好，可是我們必須考慮那些輔導材料我們的學生能不能買得起。’”現在想起這句話，算是聽出了個中辛酸，可是那時候誰聽得進去這個啊。那種連輔導材料都買不起的生活跟我們，跟花崗巖的北明有什麼關系？就算我們當中有來自那種生活的，進了北明的門檻也就注定要跟那種日子永別了。

十七歲的我們，就是這麼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里，仰著這座城市污染指數排全國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實是這個臟得令人難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這個天空不配理解我們的夢想，我們的悲傷，當然還有我們的。看看我們談說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學的音樂教室，那是這個城市最正點的音樂教室了，連大學的琴房都遠沒有這個氣派。三角鋼琴悠然地立著，柚木地板空地幽香著，沒人上課的時候，再難聽的嗓音也會被這里的共鳴修改得說出圓潤人的話。除了北明的學生，這個城市十七歲的孩子誰能這樣談？

就是在這個音樂教室里，江東攥我的手腕，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盡全力氣沖我大聲地喊：“要是你再我，咱倆就一塊兒從這兒跳下去誰都別活！你看我敢不敢！”

我嚇傻了，完完全全地嚇傻了，他的表讓我覺得他可以說到做到。鋼琴上的貝多芬像悲憫地著我們，這個沒有禮貌的聾子。我的眼怯生生地掃到了老貝的上：你或者你的音樂能救救我們嗎？我們就要死了，我們的也是。江東就在這時候突然摟住了我，我都不能呼吸了。他說：“天楊，天楊對不起。我該死，天楊。”謝了，老貝。一種轉瞬即逝的優越像流星一樣不和諧地劃過了我痛徹心肺的夜空。我和江東之間或者快要完蛋了，但那老貝帶來的優越又是怎麼回事？“文明”這東西，有時候可以像硫酸一樣腐蝕人的心。

手機振了，是周雷的短信：我想見你。

[周雷]

天楊還不知道我會做飯，而且是非常會。今天晚上家里就只有我一個人，好機會，讓見識見識什麼二十一世紀的新好男人。這時代，高級餐廳里的燭晚餐已經Ｏｕｔ了，男人下廚才是時尚的髓所在。

門鈴一響，真不愧是我的天楊。永遠知道我想看穿什麼。——可能這話應該這樣說：穿什麼都是我想看的。

“真了不起。”長了脖子看著餐桌。還是十四歲時候的表。

“你吃東西的樣子讓人覺得你特別幸福。”我說。

“以前江東也這麼說過。”

我不會接茬兒。我可不喜歡在這個時候說起那個雜種。但聰明的男人知道什麼時候該大度，或者假裝大度。

杯盤狼藉的時候心滿意足地臥在沙發上尋找電視遙控，一副沒把自己當外人的架勢，“周雷，你就好人做到底去洗碗吧。待會兒還要送我回家呢。”

我從后面抱住了。

“我今天晚上不會送你回家，當然也不可能讓你一個人回家。你自己看著辦。”

“想非禮我？”

“是又怎麼樣？”

我的劃過的肩膀，鎖骨，還有脖頸。發明吊帶裝的這個人是多麼聰明啊。然后我吻。并沒有拒絕，不不慢地把自己的舌頭送了過來，但是沒有一點貪婪。天楊，你自己算算，我們浪費了多時間？

我終于松開。電影里是該兩個人深凝的時候了。幽深地看著我，“周雷。下個月，江東要回來了。”

在大腦一片空白的停頓中，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對自己說：這真讓人不能忍。

“你開什麼玩笑？”我居然這樣說，“你是不是覺得你自己特偉大？你就算是一輩子想著他也他媽沒人來給你頒獎。你現在對我說這種話又是什麼意思？你把我當什麼了？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追到加拿大去把他從他老婆手里搶回來！——你又不是做不出來。你不過是拿著他當幌子，不過是利用他把我推得遠遠的。天楊，”突然間我非常傷心，“你沒權利這麼做。如果你再這樣對我我會走得遠遠的再也不讓你見到我！到那個時候你會后悔，我警告你天楊。”

靜靜地看著我。我的憤怒，我的不得，我的恥被清澈地一覽無余。然后輕輕地微笑了，“我不過是說，我們的一個老同學要回來，你至于這麼激嗎？”

媽的，這人。你永遠拿沒轍。在面前我永遠像個超級傻。我盯著，重重地著氣。的胳膊地過來，抱住我的脖子，在我耳邊說：“我出門的時候就知道，我今天晚上是回不去了。咱們認識這麼多年，哪能連這點默契都沒有？”

神哪，救救我吧。

[天楊]

他來臨的時候，窗外劃過了一道閃電，我在這種天人合一的震中閉上了眼睛。

關上燈的時候他輕輕嘆了口氣，平日里所有的嬉皮笑臉都飛走了。我在暴風雨中昏昏睡，我聽見他在我耳邊說：我早就等著今天。

黎明。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已經起來了。穿戴整齊地坐在床頭。

“一會兒吃完早飯你就走吧。天楊。”

我笑，“什麼語氣？當我是三陪小姐？”

他輕輕撥開我臉上的頭發，“我的意思是，天楊，既然已經走到這一步——我知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這些話你可以留著說給小孩們聽。”我打斷他，“你以為我會哭著喊著要你負責？太小看我了吧？”

“就是因為不敢小看你，所以我們才不能這麼繼續下去。”

“果然。”我點頭，“男人們早上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說的話都差不多。”

“天楊你讓我很失。”

“你也一樣。”

他地盯著我，“我只是想聽你說你我。否則我不會再見你，不會再去找你，我可以和任何人只‘做’不‘’，除了你，天楊你明白嗎？”

他突然低下頭，貪婪而戰栗地親吻我在被子外面的肩膀。

這真是一個糟糕的日子。從一大早就是。打車去醫院的時候差點跟前面的車追了尾，一上班我們全都被看上去心不好的護士長罵，中午又死了一個病人……總之就是狼狽不堪。站在衛生間骯臟的鏡子前面深呼吸的時候，我對忘了化妝的自己笑一下，“，從什麼時候起，你也變得這麼沒種？這麼害怕人家拿你當人看？”

一聲尖厲的咒罵劃破了病房里午后的寂靜。然后是什麼東西掉在地上的巨響。接著是一陣重的。我跑到病房里才看見，龍威和袁亮亮扭打在一起，滾到地上，袁亮亮騎到龍威上，細瘦的手指掐著他的脖子，眼睛里全是殺氣。

把他們拉開以后，他們像兩只小一樣野蠻地對著，著氣。病房里的一個家長說：“你們倆平時不是最好的朋友嗎？”這時候龍威沖著袁亮亮的臉大吼了一句：“媽的我也不想！你聽清了嗎我也不想這樣！”袁亮亮掉頭跑了出去。龍威一個人呆坐了一會兒，看著窗外的，然后哭了。

我在花園里找到了袁亮亮。他坐在葡萄架下面，那些葉子把他日益慘白的臉變了一抹茶綠。

“亮亮。”我他。

“，坐。”他指指邊的石凳。

我們誰都沒說話，就這麼坐著，最終我開了口。

“亮亮，你知道。”我停頓了一下，“你和他不一樣，對你來說，骨髓移植就不是最好的治療辦法。”

“我知道。”他說，“其實再怎麼說，也不是他的錯。他可以治好了，至是有希了，我應該為他高興。”

“不對，換了我是你的話我也會去揍他，為他高興，是我們這些健康人該做的事，沒有人有權利要求你去為他高興。”

“真的？”

“當然。”

“有時候吧，”他的眼睛不知道是在看著什麼地方，“我就覺得我的和我是兩個人。我經常跟它吵架：怎麼你他媽就這麼不爭氣。我天天罵它，把知道的臟話都用完了。可是，我拿它沒辦法。除了它我其實誰也沒有，你懂嗎？”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個好朋友，也是——這個病。”

“所以你才來這兒工作的？”他問我。

“不，”我笑，“當然不是，巧合而已。我是想說，我的那個朋友，跟我說過類似的話。”

他笑笑，“那我倒真想跟聊聊。什麼名字？”

“方可寒，可的可，寒冷的寒，他們老家的方言里，‘可寒’就是耐寒的意思。”

“漂亮的名字。”

“人也漂亮，你在現實生活中很難上那麼漂亮的孩兒。”我戲謔地著他。

“那更好。”

“那時候我為了去圖書館查書，我想知道這種病到底是怎麼回事。后來有一天，我聽人家說，二十世紀初，咱們這兒，這個城市回來兩個‘庚款’留學生，帶回來幾個礦標本。其中就有‘鈾’礦石。你知道，‘鈾’是放的東西，很危險。后來連年戰，好多人都忘了博館里還有‘鈾’這東西。再后來，五十年代，人們想起來的時候，那間博館早就是七八糟了。有人說，那些‘鈾’被國民黨帶到了臺灣；有人說，被人出去賣了；有人說，一定還在這個城市里——這是最可怕的猜想，但是很多人找了，都沒找到，也就忘了。可是后來，一九九四年，全國的統計數據說，我們這座城市，病的發病率比全國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那個時候才又有人提起很多年前的‘鈾’來，可惜這已經變了跟八卦新聞差不多的猜想了，沒人能證明到底是不是跟它們有關系。”

“跟探險小說一樣。”他笑。

“沒錯。那個時候我就想，真是不得了，人總得為自己做過的事付代價。不管以什麼方式。”

“可是為什麼不是別人就是我呢？我也想能像你一樣，輕輕松松地說一句‘人總得為自己做的事付代價’。為什麼我就得當一個‘代價’呢？”

“你怎麼知道我很輕松？”我轉過臉，看著他，“我們誰也會不了你的苦，可是正因為會不了才不可能輕松。我不是那種使用同心像使用一次塑料袋一樣的人。方可寒以前跟我說過：什麼‘同’，什麼‘設地’，什麼‘通’，這些詞兒都是很重的——本不該被用得這麼濫。而且，剛才那句話其實不是我說的。是方可寒說的。我給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就跟我說：看來人總得為自己做過的事付代價。還有一句我沒告訴你，說：總要有人來還，不能大家都只想著逃避。那時候我真驚訝會這樣想。可是現在我覺得，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還，時間，方式，程度不同而已。當然我們誰也不愿意跟你互換位置——可是這并不表示我們都可以置事外——那些自認為自己置事外的人不夠聰明，你大可不必跟他們認真，他們不配傷害你。”

“真奇怪。”他眼睛亮閃閃的，“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你說的話，拆開聽好像很難懂，可是連起來聽，我就知道你是在說什麼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什麼’到底是什麼。我不能給它定義，我沒那個本事，我只是描述它而已。”

“那你告訴我一件事。”

“說。”

“你的朋友，那個方可寒，是已經死了對不對？別騙我，我早就猜出來了。”

他蒼白的微笑里，災難的漣漪約略地一閃，蜻蜓點水。碧綠的藤蔓之外，艷高照。夏日的空氣傳過來一陣清新的泥土香，還有這香氣中的念。

昨天夜里下了場大雨，所以今天不太熱。黃昏就在一片涼爽之中降臨。悠長的走廊里此時突然給人一種安靜下來的錯覺。錯覺而已，黃昏是個奇妙的時刻，把平庸的生活變舞臺劇的場景。很多事就在這曖昧不明的莊嚴里發生。

“阿姨。”那個小男孩站在樓梯的拐角，一雙看上去很敏的大眼睛。

“你我？”我疑地打量他，穿的是實驗小學的夏季校服，白的短袖衫下面兩條小胳膊細細的。

“阿姨，請問，張雯紋住這兒嗎？”

“你是——”那孩子臉上居然泛起一陣紅，黑黑的眼睛輕輕一閃，就像是深深地流淌了一下，那里面有種食草的，即使戒備過也遮不住的善意。

“我是們班的同學，已經好些日子沒有來學校了，我們還以為要轉學。昨天我聽見老師們在辦公室里說其實是病了，就住這兒。”

“那你們老師沒跟你們說——”

“說什麼？”

“沒什麼。”我看著他小鹿一樣的眼睛，笑了，“你是不是羅小皓？”

他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跟你提過我？”

跟你提過我。，是誰。羅小皓，跟你比我畢竟是個大人，你藏不住的。

“你今天來得不巧。”我對他說，“專家們正在給會診呢。你還是先回去吧，你媽媽要著急了，我會轉告張雯紋你來過了。”

“你——你能讓給我們家打個電話嗎？”他臉紅了。

“當然。”

“謝謝你了阿姨。還有就是——”他遞給我一張折疊式的櫻桃小丸子的卡片，“你能幫我把這個給嗎？”

“沒問題。”

“阿姨你——”夕下，羅小皓明地凝視著我，鼻尖上凝著小小的汗粒。

“放心，我不會打開看里面的。”我說。

他顯然有些不好意思，“那——阿姨再見。”

再見，羅小皓。我還以為你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

他小小的背影消失于樓梯的盡頭，周圍的嘈雜聲一瞬間灌進我的耳。黃昏，我早就覺得這是個詭異的時刻。我還是打開了那張卡片——對不起了羅小皓。我看見一個孩子稚的筆：雯紋，我想你。

我想起他敏的，小鹿一樣的眼睛。張雯紋上的任和大膽該是他夢寐以求的吧。我想象著他們在一起的場景，兩個孩子，兩個格可以說是兩極的孩子，在這陌生的人世間發現彼此，然后怯怯地拉住了小手。

公元前我們太小，公元后我們又太老。沒有人可以見得到，那一次真正麗的微笑。那麼海子，我最的你，當你從容不迫地躺在鐵軌上傾聽遙遠的汽笛聲的那一刻，是公元前，還是公元后呢？那一次真正麗的微笑，你見著了嗎？我只知道，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詩的時候，我就喜歡上了火車這東西，因為它撞死了你。

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是一臉的淚了，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攔住一輛出租車了，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站在周雷家的樓下了，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在手機上按下他家的號碼了。那麼好吧，你沒有退路了，你別再給自己留退路了，接通了，響了一聲，兩聲，三聲——你不許給自己找借口，他會接電話，他一定——“喂？”

“周雷。我在你家樓下。我得告訴你一件事。”對了，就這樣，說吧，快點，不要讓我瞧不起你，“周雷，我你。”

他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居然站在那里一不。拜托，這麼關鍵的時候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嗎？他眼睛里居然閃過一，昨天晚上他也是這樣，整張臉被點亮的時候，表像只小豹子，可是眼神里，居然是這種，看得讓人心里發疼。

他地抱住了我。我們接吻。

我要再一次。我說什麼也得再一次。像我十年前江東那樣再一次。你抱我，抱我吧，在公元以后，在我還沒有太老之前。就算我還是會碎骨，就算我還是會一敗涂地，就算我們終究依然會彼此厭倦，就算我們的凡胎永遠就不了一個傳奇，就算所有的壯麗都會最終變得丟人現眼。——我不管，我全都不管。我已經等了整整七年。我不是為了奉獻，不是為了犧牲，我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自己的綻放。再不一次的話我就真的老了，我就真的再浴火也不能涅槃了。但愿你我是棋逢對手勢均力敵，但愿我們可以廝殺得足夠熱鬧，但愿我們可以在這場橫飛的廝殺中達最刻骨的理解和原諒，但愿我們可以在硝煙散盡之后著彼此上拜對方所賜的累累傷痕相依為命，像張雯紋和羅小皓那樣相依為命。但愿，周雷，我也需要有一樣東西來提醒自己，我不是靠活著的慣活著的。現在開始，你來提醒我吧，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