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從後屋裡出來，手上拿著一隻手機，上面顯示的時間已經晚上11點了。

這是個諾基亞的高端機，周圍一圈金邊，實際上是鍍金，另有幾顆碎鑽鑲嵌著。

這不是徐策的手機。

他拿著手機反覆地看著。

警察能通過手機的信號來找到手機的位置，如何使手機不對外發出信號？

他對手機收發信號的原理不太瞭解，但沒關係，他可以據生活經驗進行推理。

當撥打一個手機號碼時，遇到撥不通的況有兩種，一種是你撥打的手機已關機，一種是你撥打的手機不在服務範圍。

如果你撥打對方手機時，得到的信息是他的手機已關機，那麼表明，移公司知道了他手機關機的信息。所以證明，單純把手機關機了，手機依然會對外發送信號，告訴移公司這個手機已關機。

所以，如果僅把手機關機了，警察依然能通過移公司，找到手機的位置。

所以，要想讓警察查不到手機的位置，必須把電池板取下來。

能量是守恆的，手機向外發信號需要能量，沒有電池板，沒有能量供給，手機自然無法發信號。

徐策拆下了這隻手機的電池板和手機卡，這樣，警察無論如何也不會發現這隻手機了。

他回憶起剛剛這隻手機的主人向他哀求的聲音：“不關我的事，我只是聽領導指示辦的，我就是個幹活的。”

對於一件惡事，是下達命令的可惡，還是執行命令的可惡？

執行命令的會說，他的本職工作就是執行命令，如果不執行命令，他會到罰。

有些國度裡會宣揚一種長意志的思想，軍令如山，士兵是不應該，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的，只要執行命令就可以了。無論這個命令是什麼，作爲下級，必須要服從，否則就該到懲。

但現代的文明國家都規定，士兵如果接到長違反人道、違反法律的命令，可以有權不予執行。

東德和西德合併後，法院審理了一起東德警察開槍打死翻越隔離牆的人的案子，警察辯稱當時他在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是警察的本職工作。但法庭最後還是宣判其有罪。因爲法認爲，雖然你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但是你的手槍口徑如果偏離了五公分，那麼你既執行了命令，也不會傷害到那個人了。所以，你在殺那個人時，存在了主觀惡意。

對於一件惡事，下達命令的固然應該在以後的清算中懲罰，而執行命令的，你原可以敷衍執行，結果卻助紂爲，有什麼理由逃避懲呢？

徐策對那位手機的主人一點都不到同。

他又想起了上半年的那件事。

徐策從小父母離異，由其母獨自帶大，隨母改姓徐。

今年的二月份，那時他尚在國。白象縣進行舊城拆遷改造，徐家的祖宅位於拆遷名單中。

徐家的祖宅面積不大，年歲很長。從清朝慈禧太后開始，那宅子就姓徐，後來軍閥混戰，宅子姓徐，國，民黨時期，宅子姓徐，日本人佔領期間，宅子還姓徐。結果到了現在，宅子突然改姓“違章建築”了。說房產證、土地證，一本都沒有，要強拆，只補償每平方一百塊。

徐策舅舅找出了民－國時候宅子的房契，證明房子不是違章建築。舊城改造維穩工作室的笑他拿前朝的尚方寶劍來擋本朝的，不予理會。

徐策母親和他舅舅都另有住，不在祖宅居住，祖宅隔了幾間出租，每個月能有幾百塊錢的收，就這樣每平方一百塊的補償標準被徵收，當然不同意。於是他們阻止拆遷人員施工，發生衝突，徐策母親不幸被房樑的一塊落石砸中，當場亡。

後來縣政府認定他母親是“妨礙公務造的意外事故”，只給予了三萬塊錢的賠償，幾個施工人員象徵地判了緩刑，主管員無一懲。

每一想到這，徐策總是會咬咬牙口。

他當然不是爲了賠償多的問題。他在國收頗，不在乎賠的是幾萬還是幾十萬。他在乎的是命。

樹靜而風不止，子養而親不待。

在國外多年，突遭從小獨自把他帶大的單親母親的噩耗，他頓時追悔莫及。

沒有人對這件事負責。

好吧，他們應該要負責的。

在回國前，徐策已經想得很徹。

他走到了屋外的院子裡，坐進了奧迪車，駛出了家門，順著沿海北路拐進了棲路，又從沿海南路駛離，開到了縣裡五星級的半島大酒店的門前。

他停下，看了眼電子錶上的車輛里程數。

隨後掉頭又進ru沿海南路，開進棲路，到了中間，他踩剎車停頓了一下。再看了一眼車輛里程數。

兩次的里程相減，半島酒店到棲路一共是二千三百米。

他記下了這個數字，隨即鬆開剎車，繼續開回家中。

整個縣城的各條路上，都有數量不等的電子監控，這讓殺人顯得困難重重。

從那麼多個電子眼的監控中，尋找出合適的地點，避開電子眼，實施計劃，不太容易。

從半島酒店前往都小區的這段路上，前面的路都人流過大，只有棲路上，公務員小區，人口結構簡單，人流量，看來，下一次的手，還是得在老地方。

當然了，上一回的手法已經不適合再用了，需要更妙的犯罪技巧。

現在需要重新規劃一下方案了。

電子監控，如何全部避開呢？

還是上一回的手法？

他陷了思索。

唯一讓他欣的一點，正因爲現在有太多的電子監控，所以警察的破案，也更依賴於監控錄像。只要騙過了監控，就騙過了警察。

真正的完犯罪，依靠的永遠是思想和大局觀，而不是高端的科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