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問起其他幾個作者，呂惠卿便起。忽又想起一件事，他想討皇帝高興，也沒深思就說了出來：“這幾個作者，除開石越和桑充國之外，另四人皆是參加今春省試的舉子，而且其才學果然也不錯，揭名之后，臣見這四人皆得殿試，名單早已呈了上來，皇上屆時可以留意。”

“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稱為一段佳話了。”皇帝心甚是暢快。

※※※

沉醉在春風得意之中的呂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個順水人送給唐棣等人，而唐棣他們的心此刻也相當不錯，一邊著進殿試的興，一邊呆在桑宅幫石越寫另一部更為驚世駭俗的著論。

這一段時間來拜訪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份也高了許多，蘇軾畢竟是主考之一，還要避嫌，因此只邀石越上他府上談論過幾次。而如曾布、王安禮等人就沒什麼顧忌的，這等人上門，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這一代為止，所見過的最大的不過是知府。石越卻當沒事人一樣，只照著普通朋友一樣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禮畢竟不是俗人，對此毫不以為意，反而覺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禮都是與新法關系相當切的人，一個是王安石最堅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干將;別一個則是王安石的弟弟。雖然他早就知道變法必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任何一個想要有所作為的人于他的境況，都會希自己能夠給王安石一點意見，幫助王安石擺變法失敗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禮的流之中，旁側斜擊的了解新黨核心層的真實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

而曾布因為石越在《論語正義》中表現出的大膽與革新的思想面貌——雖然言必稱三代古圣，但是其新的思想與任何有識之士都能覺到的。曾布私下里就對王安石說：“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實。”所以對于石越，他是抱著一種爭取的態度來的，他希幫助王安石招攬這個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諱的大談王安石的抱負與才學，幾乎把新法的大致設想合盤托出，希憑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后花園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顯瘦小的曾布把酒論政，桑充國等人則在一邊作陪。

“石公子《論語正義》見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問足下以為方今天下大勢如何？”酒過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問路。

“誠如王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所說，現今大宋，患重重，若勵圖治，則是賢臣良佐大有為之日，非守之時也。”石越小心的回答著。

“噢，那麼以石公子之見，勵圖治當以何為急務呢？”

“在下淺見，以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吏治。自當以此三者為急。”

“石公子所見未遠，若依下之見，則其關鍵只在理財。”這自然是王安石的論調，“夫國家不可以無兵無，若有善理財之人，則財政之足以解決這些問題。”

石越并不想爭論，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問道：“曾大人，吏治的問題亦可依理財來解決嗎？”

“吏治國家自有法，只須依法而行，并無大礙。”曾布不以為然。

“然而在下卻聽說，要治理一個國家，就需要有賢臣，如若地方長與各司主管不賢，雖良法不能行。”

“不錯，這一個問題其實石公子與王相所見相差無幾，石兄可知王相用什麼法子解決的嗎？”曾布故意問道。

石越苦笑問道：“這個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個提舉風行天下，地方豈敢執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說道。

石越心里微微一嘆，“靠四十個人就可解決執行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嗎？”口里卻勉強笑道：“果然是高見。”自古以來，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未深，他決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卻是有俠義心腸的人，他在旁邊忍不住冷言問道：“曾大人，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邪之人，與地方吏上下其手，那麼一路百姓，豈不要遭殃了嗎？況且學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聽聞地方吏專以苛刻為急務，只怕有違王相本意……”

“毅夫，不過以偏概全。”石越見他還要說下去，怕他因言惹禍，連忙喝止。

曾布擺擺手笑道：“無妨，唐公子說的也是不錯的。人自古皆有，不過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斷不會有邪之輩。況且還有監察史……”

“王相的才學，可與孟子相儔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與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來，唯劉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橫飛，大夸了一通王安石的學識。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學問，當然也不算吹牛，說到彩之，也能讓唐棣、李敦敏等人贊嘆不已，只是石越這個現代人，對這些卻天生免疫。

……

其后曾布又和石越做過幾次長談，雖然在私方面來說，曾布對石越佩服之意越來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終于只能貌合神離。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種種建議，曾布雖然表嘆，卻無不表示王安石以相當簡單的手法“解決”掉了，面對這個對王安石崇拜到骨子里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無話可說了。

石越故意裝做不經意的說到自古以來變法，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依時勢的不同而不同，有時須猛有時須寬，寬猛相濟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邊贊同，一邊卻毫沒想到是在說他們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說到朝中舊黨的阻力，應當想辦法調和關系，才能讓新法順利推行。曾布則馬上說要用“征誅”之去四兇，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舊黨不足道也，對于妥協，本沒有想過。

石越心里雖然大不以然，卻終于不敢強辯，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穩，此時要麼附和王安石，要麼就表示中立，否則的話難免終到打，再無出頭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對，新黨便是找個什麼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難事，畢竟他是沒有功名的人。

此時眼見曾布這樣的新法核心，無論你怎麼敲醒，卻絕無半點自省之意。你說新黨要小心有人，他們馬上就認為有臣意圖污蔑他們，是找借口攻擊新法;你說老百姓認為新法不便吧，他們就說這是“流俗”，實在不足道，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勝利;你說士大夫反對新法吧，他們就說這是“頑固、迂腐、不讀書”，總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黨正確。

石越知道曾布將來會是保甲法的倡議人之一，就試探著對他說保甲法有可能會增加農民的負擔，因為保甲法要求農夫經常組織訓練，本來農民就要不事要做，平時還要做的點別的事才能補家用，何況有時候還要應募役之征，并不是到農時，要組織起來訓練，就會讓農夫們非常不方便了，何況還要擔心小吏們趁機給農民找麻煩以勒索財，還要考慮到農時繁忙的季節農民本沒有時間等等況。石越說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卻只不以為然的笑道：“子明過慮了，這等事，只要立法周詳，其利遠大于弊，斷不可因噎廢食的。”看他的樣子，是絕無多認真考慮的意思的。

個曾布已經如此固執于新法的正確，號稱“拗相公”的王安石又當如何呢？石越對新黨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滅了。新黨不足以依靠，舊黨更不用說……雖然一腔熱，想要改變歷史的轉，但是此時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計劃之上，慢慢的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

石越偶爾也會想到，曾布們可能是由于反對的聲音太偏激而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舊黨們往往針對一些小事就極力的擴大化攻擊到新法的全部，而新黨們由此也變得格外的護短，因此任何來自新黨之外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如果自己進新黨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終于不敢冒這個險……須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場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錯，終皆有污點。倘若自己為新黨的一員而無法改變王安石，那麼自己想要反出新黨，不僅舊黨難以相信自己，而新黨也會認為自己是叛徒，對付起自己來肯定格外的不余力。這種把命運寄托在一個靠不住的人上的做法，實在不是石越的格。

而與王安禮的游更是堅定了石越的決定。因為王安禮行事謹慎、顧慮周詳、議論明辯，便是石越都有點自嘆不如，二人談論古今大事，許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禮做不到的事，自己又有什麼把握做得到。記得自己曾讀書，說司馬寫信給王安石，話說到“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這樣的份上，擺明了針對呂惠卿，可是王安石卻置若罔聞，一點警惕的意思都沒有，這樣的格又豈是別人勸得話進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為試探的話題而到失的石越，由此刻意裝出一種淡然的樣子。讀歷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學家曾經把大約是古中國春秋戰國一段時間稱為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現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基的，而自軸心時代之后，就標志著人類正式進了倫理社會。而在古代中國，倫被強調到了一個過份的高度，在這樣一個社會，崇高的道德聲譽能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無疑是一種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質。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對于才學，道德上的聲譽更能夠保護自己，并為自己積累足夠的政治資本。其實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的時間，便有一個功的例子——當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聲譽與才學聲譽，二者互相作用，才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資本，所以皇帝才會一再拔他。

石越也許已經決定，他將向王安石學習一下名之道。以他表現出來的才華——雖然依賴的是出千年的知識積累，但不論如何，在當時，足夠支持他贏得更多的聲譽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因為我不能學他等上三十年。”

此時的石越，本不知道自己的名聲這麼快就傳到了皇帝的耳里。他的確不需要學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試完全出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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