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遊戲

我的小說一直寫得輕鬆，信筆所至，隨心所。也許這就是我的小說寫得不如人意的緣故吧。王蒙先生說我的中篇小說《秋風庭院》很有黃昏氣氛，但止於黃昏之嘆，又令人不太滿足。張韌先生在爲我的小說集《場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說我的小說有憤激有慨嘆有調侃，又止於憤激、慨嘆和調侃；場氣氛很濃，又止於場氣氛；人幾分嘆惋，又幾分無奈。這兩位老師都是我很敬重的，他們的批評令我折服。

這世上自有作家以來他們都在寫人，而且是寫現實（或說現在）的人。不管作家們自己覺悟與否，承認與否，他們寫歷史也罷寫神怪也罷，抑或浪漫主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好，他們都在寫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說題材不可，那麼人便永遠是惟一的題材。如果把作小說比作化學試驗，那麼人就是試驗品，把他們放進場、商場、學界、戰場或者場等等不同的試劑裡，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作家們將這種反應藝地記錄下來，就是小說。雨果說過這樣的話：釋放無限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

明和黑暗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爲之眷而又萬分無奈的人世間。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寫人，而偏要懷著堂吉訶德式的激，總想著去寫某某題材呢？有人說我的小說深到了社會制上的批判，這似乎是一種擡舉，但我不以爲然，因爲惟有人心江河萬古。我想曹雪芹作《紅樓夢》時一定沒有想到要藉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實早就證明，自從作家想當醫生以來，一直力不從心，也就無從稱職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寫的人放在我悉的環境裡行走，也許只是爲了駕輕就。我是一個想象力極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筆陌生的環境，可能很費神。人們有個印象，說我是專寫場的作家。這隻能說明如今人們太關注場了。也許正因爲我寫了太多自己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議：你是否也寫寫別的題材？這讓我難以作答。事實上，我是不承認自己寫的是什麼場題材小說的。我幾乎不贊同所謂題材一說。我想作家如果總想著自己在寫什麼重大題材，並總想著某某題材的重大意義，只怕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來的。

我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現實逐漸讓我明白，理想主義是最容易向頹廢主義的。頹廢自然不是好事，但頹廢到底還是理想幹癟之後下的皮囊。可現在很多人雖不至於頹廢，卻選擇了麻木，而且是連理想的泡沫都從未擁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頹廢，也不願麻木。我不準備遊戲人間，無論爲文，或者爲人。現在人們慣於把莊嚴和崇高當做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莊嚴和崇高被漠視和嘲弄，而種種僞莊嚴、僞崇高卻被一部分人很職業地裝扮著。這部分人因爲墨登場，手中便總是持有績優票，可以經常收益紅利。我不願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虛假的面。

作小說是一件暴自己靈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寫作如何晦曲折，他的靈魂也會在作品中現。我自信我的靈魂見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說。如果有一天，我的管裡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我的靈魂已被淤污染，我就不會再寫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