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衆人就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只好把孔門的格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後纔有人信從。王明發明一種學說，也只好把格致知加一番新解釋，以附會己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纔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以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如於孔子勢力範圍之。不依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還說是僞學，重大的攻擊，聖人專橫到了這個田地，怎麼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郢人致書於燕相國，寫書的時候，天黑了，喊：‘舉燭。’寫書的人，就寫上舉燭二字，把書送去。燕相得書，想了許久，說道：‘舉燭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以此說進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話，國遂大治。雖是收了效，卻非原書本意。”所以韓非說：“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究竟格致知四字作何解釋，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有一人免不“郢書燕說”的批評。豈但格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宋元明清學案面許多妙論，也逃不“郢書燕說”的批評。

學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制人民的行，聖人鉗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爲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爲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中國的學者，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消沉。因爲學說有差誤，政治纔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我只說除了孔子，也還有人格，也還有學說。孔子並莫有制我們，也未嘗止我們別創異說，無如後來的人，偏要擡出孔子，倒一切，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學者心坎上，被孔子盤踞久了，理應把他推開，思想才能獨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同時達爾文諸人就闖進來，盤踞學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論，又熱衷於達爾文諸人，一個變形的孔子，執行聖人的任務。有人違反了他們的學說，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報章雜誌罵個不休。如果達爾文諸人去了，又會有人出來執行聖人的任務。他的學說，也是不許人違反的。依我想，學是天下公，應該聽人批評，如果我說錯了，改從他人之說，於我也無傷，何必取軍閥態度，人批評。

凡事以平爲本。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糾葛。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故學上生糾葛。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與周秦諸子平列，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與他們平坐一排，把達爾文諸人歡迎進來，分庭抗禮，發表意見，大家蹉商，不許孔子、達爾文諸人高踞我們之上，我們也不高踞孔子、達爾文諸人之上，人人思想獨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我對於聖人既已懷疑，所以每讀古人之書，無在不疑。因定下讀書三訣，爲自己用功步驟。茲附錄天下：

第一步，以古爲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莫得我，非與他戰一番不可。逐尋他隙，一有隙，即便攻；又代古人設法抗拒，愈戰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理。

第二步，以古爲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當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主張錯了，就依著我的主張，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爲徒：著書的古人，學識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說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圈；說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槓子。世間俚語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何況古人的書，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評閱越多，智識自然越高，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如遇一個古人，智識與我相等，我就把他請出來，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認爲勁敵，尋他隙，看攻得進攻不進。

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實並莫有做到，自己很覺抱愧。我現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達第二步，還未達到。至於第三步，自量終無達到之一日。譬如行路，雖然把路徑尋出，無奈路太長了，腳力有限，只好努力前進，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對聖人之懷疑》的原文。這原是我滿清未年的思想，民國十六年才整理出來，刊《宗吾臆談》。因爲有了這種思想，纔會發明厚黑學。此文同《厚黑學》，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壞工作。自民國九年著《心理與力學》起，以後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設工作。而《心理與力學》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點。

民國九年，我定出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又繪出甲乙兩圖，以後一切議論，都以之爲出發點。批評他人的學說，就以之爲基礎，合得到這個方式的，我就說他對，合不到的，我就說他不對。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萬事萬。我也自知不我見，但我開這間鋪子，是用的這把尺子，不能不向衆人聲明。

我們試就甲乙兩圖，來研究孟荀楊墨四家的學說：孟子講“差等之”，層層放大，是很合天然現象的，便他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與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類話，總是從第二圈說起走，對於第一圈之我，則渾而不言。楊子主張爲我，算是把中心點尋出了，他卻專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論。墨子頂放踵，是拋棄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張“無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統畫一極大之圈了事。楊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兩家都不知：天然現象，是大圈小圈層層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層層包裹的現象看見了，但孟子說是層層放大，荀子說是層層小，就不免流於一偏了。我們取楊子的我字，作爲中心點，在外面加一個差等之，就與天然現象相合了。孟言善，荀言惡，楊子爲我，墨子兼，我們只用“擴其爲我之心”一語，就可將四家學說折衷爲一。

孟子言“乍見孺子將於井，皆有怵惕惻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惻是憫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能因自己畏死，就會憫人之死，怵惕自然會擴大爲惻，因教人再擴大之，推至於四海。道理本是對的，只因說了一句：“惻是從怵惕擴充出來”，又未把“我與孺子同時將井，此心作何狀態”提出來討論，以致生出宋明諸儒的誤會，以爲人之天一發出來，就是惻，忘卻惻之上還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總是盡力發揮惻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現，惻是利人心之表現。怵惕擴大即爲惻，利己擴大即爲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惡說；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善說。我們可以說：荀子的學說，以怵惕爲出發點；孟子的學說，以惻爲出發點，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節，惻是第二節。孟子的學說，人把利人心擴充出來，即是從第二節生枝發葉。荀子的學說，主張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節就生枝發葉橫起長，以致生不出第二節。兩家都是勉人爲善，各有見地，宋儒揚孟而抑荀，未免不對。我解釋厚黑經，曾經“漢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殺建、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這即是竹子在第一節，就生枝發葉橫起長。

王明傳習錄說：“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說來。”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有無源頭，我們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講之惻，則確非源頭。怵惕是惻之源，惻是怵惕之流。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顛倒了。

孟子的學說，雖不以怵惕爲出發點，但人有爲我之天，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對齊宣王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又說：“王如好，與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個我，同時又顧及他人之我，這本是孟子學說最粹。無奈後儒乃以爲孟子這類話，是對時君而言，人把好貨好之搜除盡淨，別求所謂危微一者，真是舍了康莊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絕壁，另尋飛空鳥道來走。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吾，以及人之。”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詞。孟子講學，不我字；宋儒講學，捨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話，極近人；宋儒的話，不近人。例如程子說：“婦人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捨去了我字。韓昌黎裡說：“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很爲歎賞，這也是捨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讀孺子將井章，未能徹底研究，其弊流於自己已經井在中，宋儒還怪他不救孺子。諸君試取宋儒語錄及胡致堂著的《讀史管見》讀之，可見。

孟子的學說，不我字，所以敢於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敢於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敢於說：“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宋儒的學說，捨去我字，不得不說：“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宋儒創出“去人慾存天理”之說，天理惻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慾二字，界說不清。其流弊至於把怵惕認爲人慾，想盡法子去剷除，甚至有蹈危階，練習不心，這即是剷除怵惕的工作。於是“去人慾，存天理”變了“去怵惕，存惻”。試思：怵惕爲惻的來源，把怵惕去了，怎樣會有惻？何以故呢？孺子爲我之放大形。惻爲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圓心也，圓心既無，圓形安有？怵惕既無，惻安有？宋儒呂希哲目睹轎伕墜水淹死，安坐轎中，漠然不。張魏公苻離之敗，死人三十萬，他終夜鼾聲如雷，其子南軒，還誇其父心學很。宋儒自稱上承孟子之學，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呂希哲的轎伕，張魏公的部下，當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們這樣漠不心，未免顯違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會流於殘忍，殺人不眨眼的惡匪，臨刑場，往往談笑自若，就是明證。

我們研究古今人之學說，首先要研究他對於人之觀察，因爲他對於人是這樣的觀察，所以他的學說，纔有這樣的主張。把他學說的出發點尋出了，才能批評他的學說之得失。

小孩與母親發生關係，共有三個場所：（1）一個小孩，一個母親，一個外人，同在一，小孩對乎母親格外親。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親；（2）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小孩對乎母親依不捨。這個時候，可以說小孩親；（3）一個小孩，一個母親，同在一，發生了利害衝突，例如：有一塊糕餅，母親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親放在口中，小孩就手取來，放在自己口中。這時候，斷不能說小孩親。

孟子看見前兩種現象，忘了第三種，故創善說。荀子看見第三種現象忘了前兩種，故創惡說。宋儒卻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但不知這三種現象原是一貫的，乃造出氣質之的說法，指第三種現象；又用義理之四字，以求合於孟子的善說。人的只有一個，宋儒又要顧孟子，又要顧事實，無端把人分而爲二，越講得微，越不清。

孟子創善說，以爲凡人都有爲善的天，主張把善念擴充之以達於天下。荀子創惡說，以爲凡人都有爲惡的天，主張設法制裁，使不至爲害人類。譬諸治水，孟子說水向下，主張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時，詩者宣導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說也。荀子說水會旁溢，主張築堤，免得漂沒人畜。荀子喜言禮，禮者約束人之行止，此築堤之說也。告子曰：“猶湍水也。”治水者疏瀹與築堤二者並用。我們如奉告子之說，則知孟荀二家的學說可以同時並用。

蘇東坡作《荀卿論》，以爲：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門下會有李斯，很爲詫異，其實不足怪。荀卿以爲人之惡，當用禮以制裁之。其門人韓非，以爲禮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於是改而爲刑名之學，主張嚴刑峻法，以制止軌外的行。李斯與韓非同門，故其政見相同。我們提出惡二字，即知荀卿之學變而爲李斯，原是一貫的事。所以說：要批評他人的政見，當先考察他對於人之觀察。蘇東坡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論時事，論古人，俱有卓見，獨於這篇文字，未免說外行話。

學問是進化的，小孩對於母親有三種現象，孟子只看見前兩種，故倡善說；荀子生在孟子之後，看見第三種，故倡惡說；宋儒生在更後，看得更清楚，看見小孩搶奪母親口中糕餅的現象，故倡慾說。這慾二字，是從《禮記》上“於而，之慾也”兩句話生出來的。者何？母親口中糕餅是也。於而，即是看見糕餅，即手去搶也。宋儒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真算特識。所以朱子注孟子，敢於說：“以事理考之，程子較孟子爲。”其原因就是程子於字之外，發明了一個氣字，說道“論不論氣不備。”問：“小孩何以會搶母親口中糕餅？”曰：“氣爲之也，氣質之爲之也。”宋儒雖把三種現象同時看見，惜乎不能貫通爲一。把小孩親敬兄認爲天理，搶奪母親口中糕餅認爲人慾，把一貫之事剖分爲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說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