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認識到我的本是各種矛盾的集合。首先我患有一種浪漫幻想的不治之癥。小時候讀驚險小說時，每看到有人把一隻裡面裝有重要文件的瓶子投海中，心裡總是不可名狀地激起來。直到今天，這種魅力仍然沒有消失，所以我就採取了這個作法——寫下我的自白，裝在一個瓶子里，把瓶子封好投海中。我估計這份自白還是有一線希被人發現的——如果真的被發現的話（也許過於樂觀了），這件迄今為止未能解決的神謀殺案就會真相大白了。除了浪漫的幻想之外，我的格還有其它方面。我明顯患有待狂，喜歡親眼看到或是親手製造死亡。我仍然記得用黃蜂和花園中各式各樣害蟲所做的那些試險……從孩提時代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殺害狂。但與此同時，我還有另一種與之矛盾的格——一種強烈的正義。我憎惡一個無辜的人或生由於我的行而蒙難或死亡。我深深到正義應該戰勝一切。有一點也許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至心理學家會理解——正是由於我的這一心理狀態，我才選中了法律這一行作我的終職業。從事法律幾乎滿足了我的全部本。

罪惡和對罪惡的懲罰永遠使我神往。我非常喜歡讀各式各樣的偵探和恐怖故事，為了消閑解悶我想像了最為巧妙的謀殺人的方法。

過了若干年我當了法，我的另一種的天到鼓舞而發展起來。當我看到一個倒霉的罪犯在被告席上痛苦掙扎，盡折磨，毀滅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時，總是到莫大的快樂。不過請注意，如果被告席上站的是一個無辜的人，我是沒有這種快樂心的。至有兩次，因為深知被告是無罪的，我中止了審判，並向陪審團指出指控不能立。不過，謝我們的保安部門的公正和效率，那些帶到我面前以殺人罪審的被告，絕大部分都是犯了罪的。

在這裡我要說明德華·塞頓的案子就是這樣的。他的相貌和舉止給人造一種錯覺，他留給陪審團的印象是良好的。證據雖然不很明顯卻非常清楚，而且據我多年對罪犯的了解，我確信這個人犯有他被指控的罪行：殘酷地謀害了一個信任他的老婦人。

我平素有「劊子手」法的名聲，但這並不公正。我在最後總結全案時總是嚴格、公正，非常謹慎。我所做的，乃是使陪審團不要用事，不某些律師挑人們的辯護詞所左右。我總是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到確鑿的事實上。很久以來，我就發覺自己心正在發生變化，我越來越不能控制自己，我要拋棄我的法份，自己有所行。我想要……坦白說吧，我要……自已手殺人。我意識到這就像一位藝家力圖表現自我一樣！我是，或者可以為，一個犯罪學方面的藝家。我那被職業抑著的想像力逐漸化一巨大的力量。我一定要，一定要殺一次人！而更重要的是，不是普普通通地殺掉人。我的殺人案件必須非常奇妙，震撼人心，必須不同凡響。在這方面，我認為我仍然有充滿青春活力的想像力。我想干點非常戲劇、幾乎是想非非的事來。我要殺人……是的，我要殺人……但是，對某些人說來這似乎是矛盾的，我仍然到我天賦的正義的抑制和妨礙——無辜者不該蒙難。

後來，十分突然，一個想法湧上我的心頭，這是我在一次閑聊時別人偶然說的一句話引起的。我與之談的是一位醫生，一個普通的、不出名的醫生。他偶然提到兇手犯罪常常是法律無法過問的。他舉了一個例子——關於一個老婦人，最近死去的他的一個病人。他說他個人認為這個老婦人的死是由於一對照料的夫婦故意不給服急救藥，他們能夠在死後，得到很大一筆產。他解釋說，這類事極不容易證明，但他仍然深信不疑這對夫婦確實是幹了這件昧了良心的事。他又說了許多與之類似的不斷發生的案件——作案極其狡詐，全都是法律無法制裁的。

這就是全部事的開端。我的思路豁然開朗，我決心要干就大幹一番。

年時代的一首兒歌重現在我心中，一首關於十個小印第安孩子的歌謠。我剛剛兩歲時就被它迷住了——印第安孩子越來越，給人以在劫難逃的覺。我開始地搜尋我的犧牲品。我不想在這裡長篇累牘地細述這一節。我同我遇到的每一個人的談話都是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的——我的收穫是驚人的。在我住院期間我收集了有關阿姆斯特朗醫生的案子。看護我的護士是一位激烈主張戒酒的人，熱心地向我證明酗酒的惡果，給我講了一個真人真事。幾年前醫院裡有個醫生喝醉酒給病人手，結果病人被誤殺了。之後我假裝無心地打探到這個護士以前的工作地點以及與之有關的細節。不久我就收集到必要的線索。我沒費多大勁就搞到了肇事的醫生和遇害病人的況。

通過和俱樂部兩個老軍人的閑聊，我發現了麥克阿瑟。一個剛從亞馬遜河回來的人告訴我菲利普·隆德的況。從瑪約喀來的一位先生氣憤不平地給我講述了清教徒埃米莉·布倫特小姐和那死去的僕的故事。安東尼·馬斯頓是我從一大堆和他犯了同祥罪的殺人犯中挑選出來的。我覺得他對他撞死的兩個孩子無於衷，對人類生命不負責任，這種態度使他為社會上的危險分子，不應該繼續留在人世。退職警布爾列我的名單非常自然，我的一些同事曾十分坦率地討論過蘭德的案子。我當時就認為他的偽證罪十分嚴重，為警察，法律的公僕，必須是高度正直的，因為這種人的證詞別人總是相信的。

最後是維拉·克萊索恩。那是在我橫渡大西洋時聽到的。一天夜裡很晚的時候，吸煙室里只剩下我和一個長相英俊的年輕人，他的名字雨果·漢爾頓。雨果·漢爾頓抑鬱寡歡，為了借酒消愁，他著實喝了不，正於酒後吐真言的狀態。我並不抱很大的希，但我還是生開始了我特定的拋磚引玉的談話。收穫是驚人的，我至今還能記得他的話。他說：「您說得對，謀殺並不像大多數人心目中的那種概念：在食中下點毒，把人們從懸崖上推下去以及諸如此類的勾當。」他往前探探子，臉幾乎住我的臉，接著說：「我認識一個殺人犯。告訴您，我認識，而更重要的是我還過……上帝保佑我，有時我想我仍然著……這簡直是地獄，我說……地獄……您知道，這樣干多是為了我……我可做夢也沒想到，人心腸太毒了——太毒辣了——您不會想到這麼一位姑娘——麗、直率、開朗——您本想不到會這麼干，是吧？把一個小孩子帶出海去，任他淹死了——您想不到一個人能幹出這種事來吧？」我問他：「你能肯定是有意這麼做的嗎？」在他回答的時候神志似乎突然清醒了。「我敢百分之百擔保。除了我以外誰都沒有想到。但是在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就明白了——那是在我剛剛趕回來的時候——後來……也知道我明白了……不了解的是我多麼那個孩子。」他沒再說下去，但這已足夠使我順利地把這個故事打聽清楚了。我只需要找到第十位犧牲品了。我發現了一個莫里斯的人。他幹了不見不得人的事。販毒就是他乾的一種勾當，而且他還應該對我的一位朋友的兒吸毒負責。這個孩子二十一歲就自殺了。

在搜尋這些犧牲品的同時，我的計劃也在心裡逐漸形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只要選擇一個手的時機就了。最後推我下手的是我到哈里街一家診所看病的事。我已提到從前我就過一次手。這次我到哈里街就診使我明白我再手也是徒勞。我的醫生把這個消息巧妙地瞞著，可是我早已習慣領會言外之意了。

我沒有告訴醫生我的決定。我不會屈服於自然規律——纏綿病榻，夠了罪再閉眼睛。不，我的死應當是激人心的，在我死前我要好好一下生活！現在讓我來說一說印第安島這一樁謀殺案採用的方法吧。購置這個小島，利用莫里斯掩蓋自己的行蹤，這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莫里斯這個人對於這類事是個行家。仔細研究過我收集到的幾個犧牲品的有關材料，我為他們每個人設下了一個合適的餌。我的計劃中的每一項安排都功了，八月八日我的全部客人都到達了印第安島，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我在行前早已為莫里斯的歸宿作了安排。莫里斯患有消化不良癥。離開倫敦之前我給了他一粒葯他在睡覺前服用。我告訴他這種葯在治療我自己胃酸過多時曾產生過奇效。他一點也沒有猶豫就把葯收下了……這個人有輕微的多疑癥。我並不擔心他會留下什麼文件或備忘錄暴我的行蹤。他不是這種人。島上死亡的順序是經我深思慮安排的。我的客人們的罪行輕重程度各自不同。我決定讓那些罪惡較輕的首先死，無須經歷那些心腸更狠毒的殺人犯所遭的時間較長的折磨和恐懼。安東尼·馬斯頓和羅傑斯太太首先死去，一個死於瞬間，另一個死於寧靜的睡眠中。我知道馬斯頓先生缺乏我們所有的道德責任，他是一個不講道德的異教徒。羅傑斯太太參與了那件事，我毫不懷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丈夫影響的。

我無須詳盡地描敘這兩個人死亡的況。警察很容易就可以查明死因。借口消滅黃蜂任何房產主都可以毫無困難地買到氯化鉀。我隨帶了些，在唱機宣布完大家罪行，室一片混中，我非常容易就把它放在馬斯頓的差不多空了的玻璃杯里。在整個控訴過程中，我可以說非常仔細地觀察了我這些客人的面部表，通過長期的法庭經驗，我確信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

因為我最近一個時期常犯劇痛，醫生給我開了一種安眠藥——水合氯醛。我陸續積攢了不，足可以致人於死命。羅傑斯為他妻子拿來白蘭地，把它放在桌上。我在走過桌子旁邊的時候就把藥投進白蘭地里。這也很容易，因為當時客人誰都沒有產生懷疑。

麥克阿瑟將軍毫無痛苦地接了他的死亡。他沒有聽到我從後面走來的聲音。當然，我十分小心地選擇了離開臺的時間，一切都非常順利。

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島上進行了一次大搜查，結果除了我們七個人之外島上沒有發現任何別的人。這立刻造一種懷疑的氣氛。按照計劃，我需要儘快找一個同盟者。我選擇了阿姆斯特朗醫生，這個人對人比較輕信。據我的外表和聲名，他認為像我這麼一位有地位的人絕對不可能是個殺人兇手。他的懷疑全部集中在隆德上，而我則假裝和他的看法相同。我向他暗示我有一個計劃，可能使殺人犯中計，暴自己。

雖然房間已經搜查過了，但每個人上還沒搜查過。這註定不久就會到的。

我在八月十日早晨殺死了羅傑斯。當時他正在砍柴，準備升火，沒有聽到我走近他的聲音。我在他口袋中發現了通往餐廳門的鑰匙，他在頭天晚上把門鎖上了。

我趁著羅傑斯被發現而產生的混，溜進了隆德的房間，拿走了他的手槍。我知道他會隨帶著一枝槍——實際上我吩咐莫里斯在會見隆德時就提出了這件事。

早飯時，我利用給布倫特小姐第二次倒咖啡的機會把最後一劑水合氯醛放的杯中。我們把留在餐室里，過了一會兒，我又溜了回去——那時候已經幾乎失去了知覺，我很容易就把一劑強氰化注進中。大黃蜂的事幹得有些孩子氣——然而我很得意，我喜歡每個人的死法盡量同兒歌里說的一樣。在這之後我所預見的事馬上發生了……事實上，這事還是由我提議的。我們全都主張來一次徹底的檢查。手槍被我穩妥地藏了起來，我的氯化和氰化也都用完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告訴阿姆斯特朗必須把我們的計劃付諸實施。計劃很簡單——我必須假裝一個犧牲品。這可能會使兇手心慌意，不管怎麼說，只要大家認為我死了，我就能在住宅中活，偵察那個不知名的謀殺者。阿姆斯特朗熱烈支持這個計劃。當天晚上我們就開始行了。一小塊紅泥膏抹在額頭——紅窗簾和線都準備好了，周圍也布置了一番。蠟燭閃爍不定，而且惟一仔細檢查我的人將是阿姆斯特朗醫生。事進行得很順利。克萊索恩小姐發現我放在房間的水草時尖聲大，把整個住宅都震了。所有的人都衝上樓去，我趁機裝一個新的被害者。

他們發現我以後的反應和預期的完全一樣。阿姆斯特朗非常行地表演了一番。他們把我抬上樓，放在我的床上，以後就再沒有人顧得上研究我的事了。他們相互間充滿了猜疑和恐懼，一個個嚇得要死。

我和阿姆斯特朗於午夜差一刻兩點時，在別墅外面了頭。

我把他領到住宅後面懸崖邊上的一條小路上。我告訴他如果有誰走過來，我們從這個地方都可以看到，而且寢室都朝著另一個方向，屋裡的人不會發現我們。他直到這個時候一點兒也沒起疑心——不過他應該有所警覺的，只要他還記得詩里的這一行：「一個失足落水，被一條青魚吞咽。」他就應該猜到點兒什麼。他卻完全沒有把這條青魚放在心上。

我把他幹掉毫也沒費手腳。我往懸崖下面看了看，驚了一聲，他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口。他馬上俯下來。我很快地用力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掉進洶湧的波浪里。我回到房子里。布爾聽到的一定是我這時的腳步聲。我到阿姆斯特朗的房間待了幾分鐘以後又一次離開了別墅。這回我有意搞出點聲音來別人聽到。我剛剛走下樓梯，就聽見有一扇門打開了。他們肯定會在我走出前門時看到我的背影。他們猶豫了一兩分鐘才開始跟蹤我。我繞到房子後面，通過一扇我事先打開的餐廳窗戶，又回到房裡。我關上窗戶，過了一會又把玻璃打碎。以後我就走上樓去重新躺在床上。我計算好他們會重新搜查一次這所住宅，但是我猜想到他們不會非常仔細地檢查每一，不外乎扯扯被單，只要知道不是阿姆斯特朗偽裝的就馬上走開。後來發生的事同我預料的完全一樣。我忘了說明我這時已把手槍放回隆德的房間里。也許有人對搜查時手槍藏在什麼地方覺興趣。手槍是放在貯藏室里一堆罐頭裡面的。我打開最底下一筒罐頭——我記得裡面裝的是餅乾。把手槍塞進去，重新粘好橡皮膏膠帶。我的估計完全正確，沒有一人想到翻尋這一堆看來沒有起封的罐頭食品。特別是上面的罐頭全部都是焊封的。那個紅窗簾被我平鋪在客廳里一張椅子的印花棉布套底下，藏得嚴嚴實實，線是藏在一個椅墊里的，我在椅墊上剖了一個小口。我等待的時刻到來了。剩下的三個人疑慮重重，彼此嚇得要命，這樣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特別是其中之一還帶有一把手槍。我通過窗戶觀察著他們。當布爾獨自走回來時，我早已把大理石懸掛好。布爾退出了人生舞臺。

從窗戶里，我看到維拉·克萊索恩開槍打死了隆德。一個大膽、機智的姑娘。我一開始就認為與他對壘時會略勝一籌。這場決鬥剛一結束，我就在的房間裡布好了機關。這是一次有趣的心理學試驗。意識到自己犯了罪，剛剛槍殺過一個人，神經仍於極度張狀態，加之環境的催眠作用，這些加在一起是否能使走上自殺的道路？我認為有這種可能。我猜對了。我親眼看著維拉·克萊索恩懸樑自盡，當時我就站在櫥櫃的暗影里。

現在是最後一幕。我走出來，把椅子搬開，靠牆放好。我在那姑娘扔掉手槍的地方把手槍撿起來，拿槍的時候非常注意，保留著留在槍上的指紋。現在我要做什麼呢？我馬上就要把這篇東西收尾，把它裝在一隻瓶子里封好，然後再把瓶子投海中。這又為什麼呢？是啊，為什麼呢？……是因為我立志製造一場無人可以解釋的神謀殺案。但是我現在才明白，沒有哪個藝家能夠滿足於單純創造藝。他自己的藝得到世人的承認，這種天是無法克服的。我必須承認（儘管我覺得這有些丟臉），我也有這種可憐的天，我想別人知道我在這件事上是幹得多麼巧妙……總之，我認為印第安島上的將是無法解釋的。當然，警察也許比我估計的高明些。畢竟其中有三條線索可尋。其一，警方完全清楚德華·塞頓是有罪的，因之，他們也知道島上的十個人，其中有一人無論從什麼意義上講都不是兇手，按照反理推論，這個人可以被推定為決其他九個人的劊子手。第二條線索含在兒歌的第十四句中。阿姆斯特朗的死亡和「青魚」這個餌有關，他上了鉤，也可以說他被這條青魚活吞了。這就是說，事發展到某一階段時有人使用計謀，轉移了注意力。阿姆斯特朗上了當，因而送了命。這件事可能為解決這一疑案的重要線索。因為當時島上只剩下四個人，四個人之中我是惟一可能得到他信任的人。第三條線索只是一個象徵。我的死法——在我的前額上留下一個記號，這是該（據《聖經·創世紀》該殺死他的兄弟阿貝爾，該的父親在他臉上做了一個記號——譯者注）的標誌。

我想還有一點點事需要待一下。在把瓶子連同這個文件扔進海里以後，我要回到我的房間，躺在床上。我的眼鏡上系著一條看上去像是黑細線的東西，但它實際上是一條橡皮筋。我準備把眼鏡在我底下，把橡皮筋套過門柄不太地系在手槍上。我考慮將要發生的況是這樣的，我用手帕裹住手扳板機，手落回我的旁，手槍由於橡皮筋的作用向房門彈去，被門柄卡住和橡皮筋分開，落在地上。橡皮筋回來，從在我下的眼鏡上垂下來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一條落在地板上的手帕也不會人注意。同我那些死掉的同伴的記載相符，人們將發現我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子彈穿過前額。死亡的時間在驗時是無法判定得非常確的。

當大海平靜后，會有人駕著船從大陸上來。他們在印第安島上發現的將是十死和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

勞倫斯·沃格雷夫（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