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你們這次干得非常干凈利落，回去我會向上峰給諸位弟兄請功。”翁百齡大喜道。

“可是……”一個人吞吞吐吐道。

“可是什麼？還有什麼問題嗎？”翁百齡的臉頓時就變了。

“黃四服毒自殺了，我們只顧抓捕嫌犯了，沒有注意去控制住他。”那人低下頭滿臉愧道。

這是他們的行失誤，本來至應該有一個人最好是兩個人守著黃四，可是他們都想著出去抓捕共-產-黨的通員。

因為直接參與抓捕是立功行為，所以全都跑了出去，結果就出事了。

“該死，你們是怎麼干活的，一個雜貨店主都看不住？”翁百齡怒氣沖沖道。

黃四也是他們這次行要抓捕的主要人犯，現在死了，這次行就只能算留下了憾。

黃炎寧小聲道：“站長，咱們不能在這里久留，還是盡快撤出去，不要讓共-產-黨察覺到這個聯絡點已經暴了，以后說不定還能守株待兔，抓到幾個重要人呢。”

“對，趕撤走，留下兩個人守著這里，外面再留兩個人。”翁百齡說道。

一行人迅速撤出了小巷，那個侯亮的通員已經被堵上，裝在一條麻袋里，像貨似的被搬運出去。

外面的街道上停放了幾輛小汽車，一群人分別上了車，然后迅速開走了。

這里，只留下一條空空的小巷和淅瀝的細雨，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回到復興社上海站大樓，翁百齡吩咐把那個通員帶到地下刑訊室，然后帶著黃炎寧和趙元良來到頂樓的辦公室。

幾個人來到原來路鳴的辦公室，門外站著一位副。副看到他們過來，笑了一下，指指門，示意他們進去。

三個人推門進去，卻見路鳴的辦公椅子上坐著一個人，正是復興社特務長戴笠。

“怎麼樣，人抓到了嗎？”戴笠站起來，急切地問道。

“報告戴長，人抓到了一個，地下黨上海市工委的通員侯亮，那個雜貨店小老板黃四服毒自殺了。”翁百齡說著，頭上冷汗都冒出來了。

“混蛋，那麼多人看著，怎麼會讓他服毒自殺了？”戴笠差點跳起來，拍著桌子道。

“那個通員拒捕，激烈反抗，所以雜貨店里的弟兄都沖出去抓他了，結果就忘了留人看著黃四，沒想到已經被銬上雙手，竟然還是服毒自殺了。”翁百齡說道。

“那個通員上搜查過了沒有？”戴笠問道。

“已經仔細搜查過了，就連口腔、門都查過了，沒有攜帶毒藥。”翁百齡道。

“那就好，死了一個黃四雖然是不小的損失，但是能抓到侯亮就是大功一件，接下來就是怎麼撬開他的了，這些共-產-黨可都是死分子。你們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戴笠冷著臉說道。

說完話，戴笠揮揮手示意三個人退出去，抓安排刑訊的事。

按說上海的行戴笠不必親自趕來坐鎮，尤其是抓捕通員這種小事。

不過這件小事比較特殊，據潛伏在共-產-黨部的線傳遞過來的報說，那個神的A，似乎跟上海有著千萬縷的聯系。

戴笠敏銳地到這其中大有文章，因此對上海發生的每一樁案子都特別關注，他希能從一個看似不起眼的案子中發現A的影子。

然后就追不放，直到讓A顯出原形。

剝繭是戴笠查案的基本方法，只要發現一線頭，抓牢了它，一點一點地收，有時候也會故意松一下，慢慢地，或許就能牽出一頭大象。

黃四雜貨店作為聯絡點，也是那個線剛剛傳遞過來的報，地下黨上海市工委啟用這個聯絡點，很快就被細掌握了報。

這個線傳遞出的報還指明，先前撤出上海的地下黨上海市工委的一些骨干分子已經重新潛上海，準備開展一項重大行，行容不詳。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疊加在一起，才促使戴笠急忙坐車趕到上海，親自安排翁百齡等人執行抓捕行。

抓捕行還算順利，盡管那個黃四死了，從完任務的角度看是一個不小的損失，但實際上無關痛。

據他多年跟地下黨打道的經驗來看，這種雜貨店聯絡站只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跟別的聯絡點不會有橫向聯系，接到的人也很有限，屬于整個報系統的邊緣。

那麼，黃四所能掌握的報也就十分有限，從他這里已經起獲了正在傳遞的報，任務就算基本完了。

現在就看從通員里能挖掘出什麼了，這才是關鍵。

地下室刑訊室里，翁百齡等人都興異常。

這是他們抓捕到的第一個活著的中-共地下黨員，如果能從這人口中得到有價值的口供，那就是立了一大功勞。

翁百齡帶領著手下并沒有急著進去審訊，而是在旁邊的一間屋子里商量審訊方案。

戴笠已經明確告訴他們，盡量用或者不用刑，哪怕實在不得已也要確保這個人活著，決不能一不小心弄死了。

雖然沒人知道一個通員能掌握多報，但是他肯定有上線、有下線，這樣就可以順藤瓜，多抓一些人，案子就能順利擴展開來，直到把這條線上的人全部抓干凈。

戴笠的剝繭法，作為抓捕和審訊共黨嫌犯的工作方法，已經印了工作綱要，發給了復興社每一個員。

“關于侯亮的資料咱們掌握了多？”翁百齡問道。

“不多，不過這些共-黨分子幾乎都是一個德，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這是一場仗啊。”趙元良皺眉道。

“即使我們已經掌握了重要證據，他們同樣拒不承認。”黃炎寧說道。

雖然他們以前沒審訊過中-共地下黨員，但是從兄弟部門得到的經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共-黨分子的都跟焊死的一樣，想用刑撬開很難。

當然也有一些特例，極數地下黨怕死，或者是熬不過酷刑，叛變了自己的組織，向敵人招供了。

顧順章就是這極數叛徒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叛變給黨組織造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顧順章是中央特科行科（三科）的負責人。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有名，確實制裁了不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1年4月24日，叛徒尤崇新巧在漢口游樂場發現了自己以前的領導顧順章。

顧順章此時化名化廣奇正在舞臺上表演魔，臺下掌聲讓他頗為得意，然而他并沒注意，就在一個昏暗角落里，還有一雙特殊的眼睛盯著他的一舉一。

當晚，化廣奇被當場逮捕，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

還沒進行刑訊呢，顧順章就先開口了，其名曰愿意與國民黨展開“合作”，國民黨方面當然很歡迎這種“合作”。

顧順章隨后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中共機。

幸虧打中統部并擔任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書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報，并搶在特務手之前通知了黨中央機關。

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及江蘇省委由此經歷了一次亡命生涯，算是躲過了這場劫難。

“黃副站長，你在警備司令部時也審訊過中-共地下黨員吧，你覺得應該怎麼審？”翁百齡問道。

“當然是先禮后兵，先把好話說盡，把條件開出來，爭取對方的合作，如果他們死活不肯合作，那就只能用刑說話了。”黃炎寧說道。

“如果刑也撬不開他們的呢？”翁百齡問道。

“這是很常見的，十個共-黨分子里能有一個開口的就不錯了，所以說咱們也別抱太大的期。”黃炎寧說道。

“那怎麼行，必須把這人的撬開，這可是關系到共-黨地下組織在上海展開行的關鍵，咱們必須從他的里得到有用的線索。”翁百齡急了。

“站長，每個共-黨分子里當然都會有報，可是能不能讓他說出來是另一回事，誰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黃炎寧冷靜道。

“如果他不肯說，就是戴長來了，他也同樣不會說的。”趙元良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