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上尉對于吳川所說的謊言完全是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在中國待了近八年的他，可從來不覺得中國的政府和達貴人們有什麼仁神。

而佩奇.開普蘭則主要關注著伯爵的反應，作為一名國記者，能夠獲得采訪列夫.托爾斯泰伯爵這種歐洲文豪的機會也是不多的。

如果不是俄國政府不愿意看著他在彼得堡四轉，整天和那些反對現政府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往來，也就不會給他安排這樣一個采訪機會，把他哄騙到鄉下來了。雖然在佩奇自己看來，他答應離開彼得堡是為了遠離彼得堡探局的嚴監視，從地方上打開俄國政府想要對外瞞的暴政。

當然，如果還能再撈到一個采訪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機會，對他的職業生涯來說也是個意外之喜。佩奇.開普蘭來到俄國的主要目的，雖然是為了揭發俄國政府對于猶太人的迫害，但也未必沒有存有借助這樣的大新聞豎立起自己的新聞號召力的。

在這個時代，正是國新聞界在國最有影響力的時代。從1783年國誕生第一份日報《賓夕法尼亞晚郵報》開始，至今日國日報社已經達到了2433家。

最廉價的一份報紙，甚至只要1分。可是現在國每日發行的報紙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億多份，在30年前這是一個月發行的報紙數量，而在一百年前每年也不過才發行33萬份報紙而已。

和歐洲的報紙主要面向上層人士、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不同，國的報紙幾乎已經為了一種大眾化的文化消費，國城市的藍領工人下班后都會買上一份報紙在回家的通設施上閱讀，因此各家報紙之間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

在這種報業繁榮的背后，是國在19世紀末業已經覆蓋全國范圍的初等教育，和正在完善的中等教育。雖然國人持有高中文憑的年輕人只有9%，但是小學畢業的人數已經占據了適齡兒的90%以上，在歐洲只有德國的教育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而這也是一個國本土文學興起的時代，以杰克·倫敦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作家正改變著國文化荒漠的局面。一個對列文.托爾斯泰伯爵的專訪文章，如果能夠出現在《國新聞報》上，將會極大的提高報社和佩奇.開普蘭個人的聲。

一名記者的年收基本和高級藍領工人持平，但是一位名記者的收可是能夠超過35000元年薪的存在，這還不包括名記者出書的收，而塔夫總統的工資也不過是75000元的年薪。

佩奇.開普蘭自然是不想浪費這個專訪的機會的，只不過他也是生平第一次采訪這樣的大文豪，即便準備了許久也未能想出一個有特點的專訪容。直到伯爵拉著吳川談論起了《論語》，他倒是覺得自己可以挖掘出點不一樣的東西來，因此也就不再試圖把采訪拉回自己的節奏，注意傾聽著伯爵和吳川的討論。

而對于這場自己發起的談話，伯爵是既滿意又不滿意，吳川的確給了他許多意外的驚喜，讓他苦思許久的不學問題得到了解答。但是他又能夠覺到，這位中國人雖然悉這些充滿了人文關懷和修養哲理的經典，卻又對這些經典充滿了抵。他有些不明白，為什麼吳川會對這樣充滿著哲理的思想有著偏見。

因此在聽了吳川對于“仁”、“道”兩字的翻譯有所質疑之后，他便趁勢問道：“如果你把道解釋為一種客觀運行的規律，那麼我還能勉強接。但是仁為什麼不是解釋為人道主義者、人文主義和？難道人世間還有比這些更好的東西嗎？”

吳川思考了一會回答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孔子所描繪的這個大同世界，大約就是仁的最高境界了。”

吳川說完之后，抬頭看著眾人茫然不解的樣子，才想起他剛剛說的是中文。雖然伯爵和謝爾蓋上尉能夠聽懂一點，但是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至于佩奇和麗莎兩人更是一點都聽不明白他說什麼了。

“哦，我剛剛是說孔子描繪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建立一個既無人上之人，也無人下之人的社會，才是最終極的仁。”吳川用英語再次解釋了一遍。

伯爵還在思考時，佩奇終于忍不住問道：“無人上之人，也無人下之人的社會，究竟是個什麼社會？”

吳川沉了一下說道：“按照歐洲政治的說法，這就是一個消滅了階級迫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規劃生活和工作，并獲得自己付出勞應得的報酬。人應當為自己的需要而勞，而不是為了皇帝、國王、貴族、資本家和奴隸主們去勞。”

伯爵揪著自己的胡子，小聲的說道：“這似乎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很是類似。

他曾經說過，共產主義社會最本的特征表現為三點：一是質財富極大富，消費資料按需分配；二是社會關系高度和諧，人們神境界極大提高；三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類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哈哈，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謝爾蓋上尉突然出聲向吳川嘲諷道：“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人，居然能夠提出同馬克思主義者相近的社會理論？這難道不是你在信口開河麼，至我在中國的時候，就從未在中國的員上看到過什麼是：仁。

啊，說道這個，我還想起了一個關于中國人的小故事。伯爵先生，我能否在這里小小的說上幾句呢？”

托爾斯泰伯爵雖然有些討厭謝爾蓋上尉打斷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他卻不能不讓對方說話，因此只能板著臉提醒對方：“尉先生，請你注意一下場合。這是在我的家里，不是在你的軍營里。所以，請遵守你為客人的本分。”

哪怕謝爾蓋上尉知道，伯爵為皇帝陛下所不喜，但他也不敢得罪這位在俄國名聲卓著的文豪和大貴族。他稍稍收斂了自己的行為，先向伯爵道了個歉。

吳川雖然并沒把上尉的嘲諷放在心上，但是他對于伯爵稱呼上尉為尉，還是有些糊涂了，不由轉頭看向了國人，張口無聲的問了聲。佩奇對著他微微搖了搖頭，示意吳川不要在這里談論上尉的份問題，吳川于是默默的轉回了頭。

而此時謝爾蓋上尉已經講起了小故事，“我的叔叔曾經在維特伯爵邊當差，1896年4月18日，在陛下加冕典禮前三周，中國的首相李鴻章閣下曾經來到圣彼得堡，準備參加陛下的加冕典禮，當時的財政大臣維特伯爵陛下委托接待這位閣下。

請允許我引用維特伯爵對于這位中國首相閣下的評論，維特伯爵是這樣說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經接過不將會永垂史冊的政治家。以李鴻章閣下的智力和常識來判斷，這位閣下要算是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個。

就在陛下加冕典禮于1896年5月14日舉行的時候，當天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故：在莫斯科地區的霍頓卡礦場發生了火災，準備為陛下加冕典禮進行慶祝游行的民眾死亡了將近兩千人。

這個消息傳到圣彼得堡時，皇帝皇后正出席音樂家薩爾諾夫指揮的音樂會。當時維特伯爵和李鴻章閣下也在音樂會上，據說這位閣下和維特伯爵就這場事故進行了一場簡短的對話。

李鴻章閣下說：可是皇帝還不知道這件事，是嗎？

維特伯爵回答：當然他知道，這件事的一切經過肯定已經呈報給陛下了。

李鴻章閣下又說：我看這有點不聰明吧。記得我做總督的時候，我所統轄的份約一千萬人死于黑死病，但我們的皇帝一點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給他增添無用的煩惱呢？

事后維特伯爵同邊的人說：我想，我們畢竟還是比中國人先進的。

伯爵閣下，被維特伯爵視為中國人中最為卓越的李鴻章閣下對于自己的民眾都漠不關心，他們又有什麼資格談仁呢？我覺得，李先生剛剛的言論是過于化中國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