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朱元璋的所謂洪武功臣的下場無外乎三種，第一是獲罪被殺；第二是無罪賜死；第三是僥倖逃。而第三種在洪武一朝爲數極，僅僅限於湯和、鄧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幾人而已。其中，鄧愈早死，兒子還是沒有逃過，沐英遠鎮雲南，郭英則因寧妃的緣故，耿炳文雖則逃過暫時，可是，永樂時終難免橫死。所以，包裡歸堆，也只有湯和一個人罷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業和規模來論，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後的兩位號稱是一時的雄才大略的人康熙和*對朱元璋的評價都不低，康熙本人儘管有借朱元璋緩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圖，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話，也沒有必要對這位勝國太祖說出“治隆唐宋”一類標語口號式的評語，而*一向目無餘子，唯獨對朱元璋有獨衷，想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草莽，當於世，適時，羣雄並起，形並不下隋末，朱元璋沒有門蔭可依，也沒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奪取天下，所以，他後來以此自驕並非虛誇。朱元璋親手創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於影響到近現代，長達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說其人的能力出類拔萃。朱元璋在歷代開國帝王中也是以勵圖治著稱的，他於政治、目深邃，在治理國家方面力矯元朝之失，贏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執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安，誠屬難得。然而，很多史家並不以此來買朱元璋的帳，朱元璋雖敬業勞著，可是，獲得的評價實在是低的很，至和他的個人努力不正比。即使在*時代，上層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聽到許多來自不同層面的對這位明太祖的冷嘲熱諷，*死後，大罵朱元璋的作品接連上市，時至今日，朱元璋在人們心目中依舊是面目可憎。爲什麼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殺功臣留給後世的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場對於整瞭解朱元璋的爲人行政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衆所周知，朱元璋爲了鞏固一姓之天下，興起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屠殺，也就是著名的胡藍黨獄，經過這兩次集中殺戮之後，活躍在十四世紀中國政壇長達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團土崩瓦解、不復存在。然而，這兩次屠殺也只不過是朱元璋殺戮功臣的龐大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章節，並非全部，其實，如果細細讀來，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開始有計劃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爲那時候數量較、手段比較蔽、方法比較和，所以，並不引人矚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後一共殺害了兩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劉伯溫算上，則有三個。他們是：淮安侯華雲龍、德慶侯廖永忠。他們兩個人的罪名都是違制。華雲龍是因爲“據元相第宅，僭用故元宮中”得罪，《明史》上沒有說明華雲龍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說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語焉不詳的道出了一點細節－－“召（華雲龍）還，命何文輝往代。”，何文輝是何許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傳就知道了，這是一個和李文忠等人齊名的軍事特務，是朱元璋的義子，長年負責代替朱元璋監臨統軍諸將的類似於後來的錦衛頭子似的人，以他這樣的份被派到北平顯然是特別有深意的。據談遷考證，華雲龍是被賜死的，死的也還算是面，因爲隨後朱元璋讓他的兒子華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沒有除爵，應該是洪武朝的“善終”。

德慶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輔佐朱元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爲朱元璋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鑿沉小明王韓林兒的坐船，給朱元璋解除了後顧之憂，然而，朱元璋爲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居然沒有封給廖永忠上賞，當然，理由還是老一套，就是親近儒生、窺測朕意等。曾幾何時，廖永忠幾乎殺於鄱湖，朱元璋手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賜給廖永忠，而後平蜀，以永忠軍功最高，呼之爲“傅一廖二”（意爲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龍諸不法事，賜死”，五年之後，兒子廖權才被允許襲爵，而廖永忠的孫子廖鏞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後來奉命勸降方孝孺，不果被殺（理由居然是給方孝孺收）。

朱元璋本人出微寒，深知民間疾苦，所以，比較痛恨吏違反的事，他執政期間分貪污、挪用、空印、盜餉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駭人聽聞的剝皮實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興等人以功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駙馬因爲法而被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話下。可是，唯獨像所謂的僭越龍這一類的事最爲模糊，類似於莫須有，比如後來明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陳瑛以這樣的罪名揭發耿炳文，以致於炳文自殺，可見，這種罪名其實完全可以說是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過有本質的區別。不過，聯繫到華雲龍賜死當年朱元璋頒發的《資世通訓》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話語時也就不難理解廖永忠和華雲龍的取死之道了。

劉伯溫的死是比較離奇的，劉伯溫和楊憲都是淮西集團的眼中釘，所以，劉伯溫雖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還鄉了。按照朱元璋和劉伯溫的次子劉璟的對話，劉伯溫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劉伯溫死的時候，胡惟庸正是寵信正隆、如日中天，劉伯溫之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說法是胡惟庸離間朱元璋造的，但是，明史作者同時比較晦的指出：“帝雖不罪基（劉伯溫），然頗爲所，遂奪基祿。基懼謝，乃留京，不敢歸。”劉伯溫活著的時候就被奪取爵位，分顯然相當嚴重，劉伯溫佐命朱元璋，屢出奇謀，朱元璋當然不能不考慮他的存在的合理和非合理的比例。而劉伯溫能夠之胡惟庸推薦的醫生之藥而不疑，自然是醫生來的有背景。這點，劉伯溫自己有過預見：“我爲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奏之。”所以，劉伯溫的後人見到朱元璋從來只提胡惟庸的病，一語不及朱元璋，聯繫到後來的徐達、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蹺，得證劉伯溫之死也應該不是胡惟庸這一層面人能夠下手解決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爲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態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太祖實錄》卷五九）從朱元璋稱吳王時期，李善長、徐達就是中書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開國後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讓李善長致仕，徐達雖然還一直兼任著中書省的丞相，但是，徐長年領兵在外，並不參與朝政，這時，朱元璋的親信是汪廣洋、楊憲這幾個人，隨後，楊憲被淮西集團構陷遭殺頭，汪廣洋爲朱元璋的實際辦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張良一流的人。此時，胡惟庸進了宰執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後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遠人，是淮西集團核心的籍貫，李善長也是定遠人，沐英也是定遠人，當時有人寫詩比喻淮西集團是：馬上短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縣主簿，但是，後來由於李善長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書省參知政事，而後又代替汪廣洋出任中書省左丞，楊憲死後，胡惟庸逐步得寵，朱元璋問策於劉伯溫關於宰相的人選時已經把胡惟庸列在其中，這還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可見，胡惟庸當時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長在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實早就不想設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讓李善長罷相，貶逐汪廣洋，並不是爲了給胡惟庸騰出空間，而是給自己兼任宰相製造口實，這點只有聰明的汪廣洋讀懂了，所以，朱元璋讓他回來做右丞相以鉗制胡惟庸的時候，汪廣洋只是喝酒，不問政務，聯繫到汪廣洋之前的“屢獻忠謀”，幾乎很難令人理解，而實際上，汪廣洋看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爲此，朱元璋後來才下決心整死汪廣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並不完全是李善長的功勞，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從來都是不肯假手與人的，何況像宰相這樣重要的位置，朱元璋雖然依靠淮西集團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這個羽翼滿的政治軍事集團就爲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除之而後快。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文臣的頭子，經年經營地盤，已經形了獨特的政治勢力，所以，朱元璋雖然口頭上說善長“功甚大，宜進封大國。”而暗中則指使汪廣洋、陳寧彈劾李善長，敗壞李善長的政治聲譽。胡惟庸不過是朱元璋原來帳下的一個文書，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並無黨羽而且又是李善長陣營的力量，才決定把胡惟庸擡起來以制約善長的，然而，他沒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會皇帝的本意不過是想把宰相變高級書、幫辦的宏偉戰略意圖，反而加和李善長搞好個人關係，這讓朱元璋不能不張，不能不惱火，不能不重視了。史稱胡惟庸“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胡惟庸的所作所爲和朱元璋的骨子裡的的指導思想“至尊之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已經完全南轅北轍了，皇帝不殺他已經不行了，有點時不我待的覺。

朱元璋的步驟很湊，先是殺了他一直覺得不對勁的汪廣洋，然後讓塗節上表告變，說是胡惟庸聯絡陳寧等人準備造反，就此殺掉了一大批功臣宿舊，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員和六部屬。大小員被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而後在洪武十九年窮治胡黨，竟然編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證據，就此又殺了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最後連李善長也了胡黨最後的黨徒。其中，吉安侯陸仲亨十七歲開始追隨朱元璋起義，朱元璋說他是“此我初起時腹心肱也”，而後在所謂的謀反審訊過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陸仲亨並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編造了一個藉口說：“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這簡直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了。平涼侯費聚連兒子費超的命都給朱元璋賠進去了，反過頭來還要被朱元璋說是胡黨，朱元璋說費聚是“聚曩使姑蘇不稱旨，朕嘗詈責，遂反耶！”陳年的老帳都翻了出來，可見，費聚不死都不行。這點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過眼去。

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毅然廢除了丞相制度，暴出他蓄謀已久的真實想法。

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雖然和胡惟庸有姻親的關係，但是，並沒有把李善長牽連進來，只是貶斥了李存義而已，但是，李善長不知是什麼緣故居然沒有謝恩，這讓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聯繫到洪武初年李善長的種種驕橫的做法，朱元璋準備對李善長手了。

對付李善長這樣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對付胡惟庸那樣簡單，偏偏李善長因爲建造府邸的緣故向湯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讓湯和給告發了，善長又給丁斌求，這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嚴酷的刑訊供丁斌，得出了李存義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請李善長加謀反同盟的所謂的證據，還有李善長不舉報胡惟庸通倭寇的旁證，總之，一個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室說的話都舉到了前。

朱元璋這樣才從容的下命令說：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懷兩端，大逆不道。然而，還是不殺善長，直到有司說星變，需要殺大臣消災，於是，善長爲了朱元璋做了最後一次貢獻，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時被殺，李善長時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賜死給予全，算是朱元璋對這位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人臣之分極矣”的多次稱之爲“賽蕭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勞。

李善長冤死之後，郎中王國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的格也竟然是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胡惟庸一案標誌著淮西集團文勢力的基本剷除殆盡。下面的目標就是武將勢力了。

明初武將的首領是徐達、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後，經常統兵在外，剿滅北元勢力的也就是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勝等人，洪武十八年，徐達、李文忠死後，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馮勝、傅友德、藍玉三人了。其中，藍玉爲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軍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衛青，可見，信任之專，寵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爲這個開平王常遇春的弟、淮西集團軍事首領，在朱元璋臨死前的幾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謀殺案。原因自然是比較複雜的。

藍玉本人，史稱：“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特別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大敗元軍於捕魚兒海，“殺太尉蠻子等，

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裡麻及平章以下屬三千人，男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奏捷京師，”這是明朝建國之後對北元取得有決定意義的關鍵一戰，至此，北元一蹶不振，不敢再與明朝正面相較於北方。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元降將月魯帖木兒在建昌起兵反。藍玉領兵平，擒月魯帖木兒父子，送京師斬，進封太子太傅。藍玉早年追隨沐英、傅友德、馮勝等人或定雲南、或平蜀中、或徵沙漠，軍功顯赫無比，朱元璋以大將軍馮勝獲罪在軍中任藍玉爲大將軍，恩比徐達、常遇春。但是，藍玉本人是一個赳赳武夫，對待朱元璋的寵信顯然估計不足，以爲可以就此子孫萬代了，所以，經常暴出功臣素有的驕縱來，“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平北歸來，就有人告發藍玉*元妃，又闖喜峰口，藍玉以軍功最大，封爲太傅，本人居然說：難道我不配做太師嗎？藍玉的乾兒子實在太多，這和元末的起義軍的傳統有關，朱元璋的乾兒子據說就有數十人之多，關鍵是藍玉的這些義子平素狗仗人勢，四惹是生非，史告發他們，藍玉一怒之下把史給趕跑了。朱元璋曾經在頒發給藍玉的鐵券中寫進了藍玉的不法之事，在於警告藍玉安守人臣之分，但是，藍玉並沒有重視起來，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死，皇長孫朱允炆孱弱，朱元璋開始對功臣的存在倍不爽起來，而這時候，一貫幹犯法度的藍玉爲首當其衝的靶子。

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時，朱元璋就開始有計劃的誅殺武將了，只是還沒有大規模的鋪開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後殺了陸仲亨、費聚等人之後，朱元璋的態度已經相當明顯，特別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藉故兒子不法殺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興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瀾，在朱元璋的老鄉和朋友中，年和朱元璋關係最好的就是周德興和湯和，周德興年長，朱元璋呼之爲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蠻，朱元璋不顧周德興年高，仍然請周德興出面，還給周德興戴了一頂高帽子，說德興是馬援和趙充國，後來，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興，說的更加懇切，“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尚勉爲朕行”，結果，周德興仍然不免賜死的下場，即使是這樣，藍玉也沒有覺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進自己。當然，朱元璋並不會因爲藍玉的渾然不覺而放棄屠殺。相反，則加快了屠殺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錦衛指揮使蔣瓛命告發藍玉藍玉在私第蓄養家奴披甲，將有變。又拘審元將納哈出之子察罕，追訊蒙古降將與藍玉來往事。朱元璋以謀反罪將藍玉以磔刑，牽連到十三侯、二伯，前後誅殺二萬餘人，軍中爲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樣編造了裡通外寇的所謂證據，而編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谷應泰所著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就公開懷疑藍玉的謀反的真實，谷應泰指出藍玉之死是由於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圖”屬於“傅會難明之事”，最爲朱元璋諱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藍玉的謀反，仍把藍玉歸本傳系列，而沒有像胡惟庸那樣列臣傳中。

藍玉死後不久，定遠侯王弼就對傅友德說：帝晚歲峻誅殺，我輩幾無噍類矣。結果，談話被朱元璋偵知，王弼賜死。王弼人稱“雙刀王”，驍勇善戰、萬夫莫當，連常遇春都對他敬禮有加，兒嫁給朱元璋的兒子楚王，以親家的份猶不能免於一死。王弼死後，朱元璋索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最後的兩員功勳赫赫的名將馮勝和傅友德也給殺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慣戰、爲諸將之冠，曾經三易其主（劉福通、明玉珍、陳友諒），最後選擇跟定朱元璋，史稱傅友德“喑啞跳，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先後從徐達、馮勝等人平定雲南、四川，功勳卓著。兒子尚公主，兒做了皇帝的孫子媳婦，闔門貴重，然而，傅友德做夢也沒有想到藍玉死後不久，他就被架到了案之上，爲朱元璋殺戮的對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部也被視作是冤假錯案，後來，在明孝宗的時候，爲親王的晉王親自給皇帝上書要求給傅友德平反，但是，沒有獲準，直到南明弘時纔給予平反，而這時明朝已經接近滅亡了。

馮勝和他的兄長馮國用一起跟隨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將，“詔列勳臣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僅次於徐達、常遇春。後來因爲在征討北元的過程中獲罪歸第，朱元璋大殺功臣時，馮勝不自安，來南京見朱元璋，朱元璋安他，哪知道，轉過頭來竟然也賜死。明初開國六位公爵，徐達、常遇春（實際是他兒子常茂）、鄧愈、馮勝、李文忠、李善長，如果徐達坐實被暗殺的話，那麼，這六個人除了鄧愈早死之外，可以說無一善終。而馮勝之死最爲蹊蹺，連《明史》那樣迴護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說“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這樣看來，馮勝既不是陷於胡藍黨獄，也不是其他的驕橫不法，實在是朱元璋找茬殺人罷了。所以，談遷在談及馮勝之死時不無惋惜的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將盡矣”馮勝和傅友德一樣直到南明時期纔給予昭雪。其時已經幾百年過去了。

此外，我們再來看看號稱是“命而出，功而旋，不矜不伐，婦無所，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達的下場，徐達是被朱元璋難得在稱帝之後仍然呼之爲兄的功臣，徐達本人一直非常謹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達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對他賞賜最厚，徐達三個兒，長爲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長子輝祖封魏國公、襲爵，子增壽因爲給朱棣通風報信死於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國公，一門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達一家。徐達死於洪武十八年，有一種一直以來流行的說法是徐達患病不能吃蒸，朱元璋知道以後故意賜給徐達吃蒸鵝，結果，疽發死。雖然，這個說法不見諸於正史，但是，歷來的明史專家對此都不敢輕易否定，包括吳晗在被暗示的況下修改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傳》之後的再版中仍然沒有放棄這個說法。

如果我們來看看劉伯溫和李文忠、朱文正的死因就可以知道爲什麼史家一直不肯放棄這個說法的原因了，劉伯溫之死我已經提到過，明太祖、明祖兩代對劉伯溫的事一直心存愧疚本就說明劉伯溫死因不是正常的，而且，皇帝本也是知道的。劉伯溫的伯爵是及而止的，不世襲，但是，朱元璋卻大發慈悲，讓劉伯溫子孫世襲，明祖朱棣被劉伯溫的次子劉璟指著鼻子罵作：“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可是，當有司準備籍沒劉璟全家時，明祖卻不允許，這在發明瓜蔓抄的朱棣真是不可思議，更是不可思議的是一生都效法朱棣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居然把劉伯溫的位置擡高到徐達同列，封爲太師。

李文忠是朱元璋頂頂親信的人了，不僅是外甥還是義子，數總兵權、多領征伐，國初封爲曹國公，死後追封郡王、配太廟。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親近讀書人，曾經多次勸阻朱元璋“誅戮，又諫帝徵日本，及言宦者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惹得朱元璋不高興，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讓淮安侯華中護理醫藥（華雲龍的兒子），結果，才幾個月的功夫李文忠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諸醫並妻子皆斬”，淮安侯華中也被責罰，繼而殺掉。歷來史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殺華中是殺人滅口，《明史·李文忠傳》中說，“帝疑中毒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衛”，試想一下，華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輩也在李文忠之下，從來沒有恩怨糾纏，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這裡面至披出一點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過沒有待殺害李文忠的兇手是華中還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吳晗在著作中稱李文忠死於朱元璋之手，並非虛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沒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從記載來看也非善終，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於鞭刑，類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領的就是湯和，湯和爲人直爽，但是，並不愚笨，他自認功勞遠在鄧愈之上，但是，酬庸卻在鄧愈之下，所以，藉著喝酒的時候，向朱元璋發牢，自謂“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後來發覺朱元璋不願同功臣始終，所以，立刻斂容謝罪，態度一直非常恭順，特別是徐達、李文忠死後，湯和自解兵權，再加上揭發李善長立功，所以，死後封爲郡王，李文忠一樣的待遇。不過，以湯和的謹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這個關鍵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見得一定能死於枕上。這點從湯和的後裔自湯和死後居然四十年不得襲爵的結果就能看出來了。湯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時才錄以世襲指揮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還侯爵。武將中還有一人也是比較幸運的，那就是沐英，不過，都是因爲西南軍務要，離不開親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讓沐英世領雲南，爲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記載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爲得力於馬皇后的擔保，而談遷在《國榷》中則記爲自殺（《國榷》卷七）。清代學者趙翼說朱元璋：“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可謂定評。司馬溫公在《資治通鑑》中關於楊堅的評論基本取自《隋書》，因爲他看不慣楊堅。

摘自網頁：

http://www.cacao.cn/news/quwen1/083721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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