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去路上到主任，我滿臉諂笑的打招呼：“主任，下班啊。”

主任毫無表的沖我點點頭，沒走幾步突然回頭住我：“明天上午九點替我去海灣大酒店開個會，我有事走不開。”

我恨不得扇自己一耳，讓你賤！

按理說開會這種事一般找不到我這等閑雜人員頭上，不過到無關要的扯淡大會也偶爾讓我去充數。

開會在我看來是一件痛苦指數三顆星的事。非但不能打瞌睡，還要隨時記錄，回來之后一五一十的向主任匯報會議容。

晚上給家里打了個電話，老媽一個勁的叮囑我天氣涼了要加服，要常把被褥拿到太底下曬曬之類的瑣事。

媽說，現在老爸在外面找了份零工，家里每個月能多幾百塊錢的外快。我千萬不要委屈自己，想吃什麼就買什麼。平時需要錢的話，一定要跟家里說。

老媽在電話那頭拼命叮囑我要好好照顧自己，該花錢的地方一定要舍得花錢，如果沒有錢記得問他們要。這件事其實在我看來還算蠻離奇的，因為我參加工作以后就再沒跟他們要過生活費，他們也一直很習慣我從未手要過生活費這件事了。末了我便問：“是不是出了什麼事啊？”

“倒也不是什麼事啦，只是我最近聽你姨媽說，那邊有個正在上初中的小孩，因為家里很窮所以一直都很省，說是同學都從沒見他去飯堂吃過飯，每天都是吃五錢一包的方便面，每個月省下的生活費就還給父母。”老媽在電話一頭娓娓道來，“按理說是件好事對不對？但是方便面這種東西哪能當正餐天天吃？結果吃了一年方便面，說是吃了腎炎還是腎結石，總之就是要換腎，本意是好的，偏偏省下的錢還不夠換腎的零頭呢。”

聽了老媽的話，我的心里不一陣凄涼。為了避免老媽沿著這個話題說下去，引起不必要的擔心，我趕轉移話題，問道：“我知道，老媽。你說了別的吧？”

老媽也知道總說這個話題不好，就開始又一再囑咐我和領導要搞好關系，別得罪同事。最后問我什麼時候能回家一趟。

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說：“最近忙的，過段時間回去吧。”

老媽失的嘆了口氣，說：“是嗎，昨天你爸還說這兩天就該回來了呢。”旋即又安我道，“男人要以事業為重呀，家里都好，不用掛念。”

我掛斷電話后，忍不住想打開窗戶心中的郁悶。涼涼的晚風輕輕吹來，夜月把輝灑滿我的臉龐。

至今已經整整兩個月沒回家了，平時也不經常給家里打電話。其實每次跟家里通電話我都有一種愧疚，24年來，不但沒能讓父母頤養天年，反倒不斷增加著家里原本就不輕的負擔。

我在電話里總是告訴父母工作很輕松，領導同事都對待自己很好。也許這樣不讓家人擔心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嘆了口氣，我倒在床上，在翻來覆去中把第二天給耗來了。

早晨醒來已經是八點半了，我趕洗了洗臉，連牙都沒顧得上刷，出門打了個車就直往會場奔去。

好險，差一點遲到。我找了大半個會場，終于在最后一排找到了主任的名簽。未及坐下，覺過道右邊一道凜冽的目如同碉堡中的機槍掃過來。

扭頭一看，竟然是人，蘇曉蓓。

我嘿嘿一笑，正想與搭腔。卻沖我眨了眨眼，朝后努努，我回頭一瞥。好家伙，一個攝像機正對著我。聯想到曾經有過開會打瞌睡被記者曝的事，我只好擺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勢來。

就在我筆直的腰桿幾乎要累折的時候，攝像師終于著惺忪的睡眼，扛著攝像機往前排走去。原來這哥們兒一直在睡覺！靠，白浪費我了。

最前面的那位大叔已經足足講了一個半小時，結果手中的一厚打會議材料才讀了一半。

無聊的時我習慣用來翻看會議主辦方發給的通訊錄，然后回憶上面的姓名所代表的面孔、格、事跡。

此刻，我的目鎖定兩個陌生的名字：海南王立國，海南葛曉東。心頭一愣！這是我去年在海南實習時的舍友。

畢業前曾經應聘過一份央企的崗位，經過層層篩選之后終于圍，又像踩了狗屎運一般在二百選一中拔得頭籌。據公司總部的安排，我要到海南某個金礦搞基建。雖然越了大半個中國，工作地點距離家鄉也有十萬八千里，但是待遇足以讓人心。

特別是簽約后可以安排家屬就業，對于畢業后即將面臨異地的我們無疑是絕佳的解決方案。所以我抱著一種考察未來生活空間的態度前去實習探路，定好畢業后帶著周茗一起過去。

坐著公司派來接我的車先跑了兩個小時的高速，又轉了兩小時的鄉間小路，最后又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兩小時之后，終于到達了礦區。

那時正值深夜，下車一，滿目蒼夷，夜幕籠罩的群山里沒有一人煙。到回響著礦車與軌道的聲音，更添幾分寂寥。

礦區的人事經理姓呂，四十多歲，聽口音是東北人。呂經理帶我去宿舍，并在路上叮囑我一些礦區的注意事項。

晚上一定不要到走，因為山里有野豬。這是我了解的第一條礦區規章。

第二條是上廁所一定要帶手電筒，因為里有眼鏡蛇。

我聽了之后哭無淚，這哪里是礦區，分明是原始森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