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已經到氾濫的極限即使在你邊，我依然想著你擱淺的鯨豚想游回大海，我想你那麼親的你你想什麼

這是第三菸上的字。

我卡在這裡不上不下的，似乎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擱淺。

還得在這輛火車上好幾個鐘頭，該想些東西來打發時間。

我該想些什麼？

跳車後應以多快速度奔跑的這類無聊事，我可不想再多想。

那麼核四該不該興建的問題呢？

這種偉大的政治問題，就像是森林裡的大黑熊，如果不小心到時，最好的辦法就是裝死。

裝死其實很好用，例如2000年“總統大選”時，別人問我投票給誰，我就會死給他看。

從第一菸開始，我總是專注地閱讀上面的文字，然後失神。

荃曾經告訴我，當我沉思時，有時看起來很憂鬱。

“可不可以多想點快樂的事呢？”荃的語氣有些不捨。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事想起來會比較快樂。”

“那麼……”荃低下頭輕聲說，“想我時會快樂嗎？”

“嗯。”我笑了笑，“可是你現在就在我邊，我不用想你啊。”

荃也笑了。眼睛閃啊閃的，好像星星。

還是想點別的吧。荃是多麼希我快樂。

明菁也我記住，一定要快樂一點。

如果我不快樂，是因爲荃？還是明菁？

如果我快樂，又是因爲明菁？還是荃？

想到這裡，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嘆出。

“媽，那個人到底在幹什麼？”

抓住媽媽角的小男孩，終於忍不住仰起頭輕聲地問他媽媽。

我轉過頭，看見小男孩的右手正指著我。我對著他笑一笑。

“叔叔在想事。這樣問是很沒禮貌的哦。”

小男孩的媽媽帶著歉意的微笑，朝我點點頭。

是個年輕的媽媽，看起來年紀和我差不多，所以被叔叔我也只好認了。

我打量著他，是個容易讓人想疼的小男孩，而且我很羨慕他的好奇心。

從小我就不是個好奇寶寶，所以不會問老師或父母“飯明明是白的，爲什麼大便會是黃的”之類的問題。

我總覺得所有問題的答案，就像手跟父母要錢買糖果會挨掌；而要錢買書或圓珠筆他們就會爽快地答應還會問你夠不夠那樣的單純。

單純到不允許你產生懷疑。

這也許是因爲小學時看到同學問老師：

“太爲什麼會從東邊出來？”

結果被老師罵說：“太當然從東邊出來，難道從你屁出來？”

從此之後，我便把“太從東邊出來”當作是不容挑戰的真理。

長大後回想，猜測應該是老師那天心不好的緣故。

至於老師爲什麼會心不好，由於他是男老師，我也不能牽扯是生理期的關係。

可能是因爲他心鬱悶吧，因爲我的家鄉是在臺灣西南部的濱海小鄉村。

大城市裡來的人，比較不能適應這裡近似放逐的生活。

雖然人家都說住在海邊可使一個人心開闊，但是日本是島國啊，日本人多是住在海邊，咱們中國人會相信日本人心開闊嗎？

所以當我說我住在海邊時，並沒有暗示我心開闊的意思。

我只是陳述一個“太從東邊出來”的事實。

我算是個害的孩子，個較爲弱。

每次老師上完課後都會問：“有沒有問題？”

我總會低頭看著課本，迴避老師的目，像做錯事的小孩。

海邊小孩喜歡釣魚，可是我不忍心把魚鉤從魚裡拿出，所以我不釣魚。

海邊小孩擅長游泳，可是我有次在海邊玩水時差點滅頂，所以我不游泳。

海邊小孩皮很黑，可是我無論怎麼曬太都無法曬黑，所以我皮白。

總之，我是個不像海邊小孩的海邊小孩。

我在海邊經歷了小學六年、初中三年的求學階段，心一直不曾開闊過。

倒是髒話學了不。

“幹，好久不見了，你死到哪？”這是老朋友之間的問候。

“你娘咧，送我這麼好的東西，幹。”這是答謝朋友的饋贈。

不管放在句首或句尾，通常都會加個“幹”字。

愈好，幹得愈多。

我沒有屈原那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的修養，所以帶了一髒字到城市求學。

直到遇見明菁，我才漸漸地改掉說髒話的習慣。

當然在某些況下還是會說髒話，比如說踏到狗屎、收到績單，或是在電視上看到員說：“我辭職下臺又不能解決問題。”

明菁一直溫而耐心地糾正我的談吐，偶爾施加一點暴力。

如果沒有明菁的話，這篇小說將到充滿髒字。

也是因爲明菁，讓我不必害怕跟別人不同。

其實我也沒有太與衆不同，起碼念初二之前，我覺得大家都一樣。

直到有一天國文老師把我到跟前，告訴我：

“蔡同學，請你解釋一下這段話的意思。”

那是我寫的一篇作文，裡頭有一段：

“我跟朋友約好坐八點的火車去看電影，可是時間快到了，他還沒來。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在廁所有某個人的廁所外面般的焦急。”

我跟老師解釋說，我很焦急，就像拉肚子想上廁所，但廁所有人。

“你會不會覺得用這些字形容“焦急”，太長了些？”老師微笑地說。

我低頭想了一下，改：

“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於有人的廁所外面般的焦急。”

老師好像呼出一口氣，試著讓自己心平靜。然後再問：

“你會不會覺得用另一種方式形容“焦急”，會比較好？”

我想想也對。突然想起老師曾教過詩經上的句子：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君子好逑。”

於是我又改：

“我拉肚子，想上廁所；廁所有人，於是焦急。”

“啪”的一聲，老師拍了桌子，提高音量問：

“你還是不知道哪裡出錯了嗎？”

“是……是不是忘了押韻呢？”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老師倏地站起，大聲責罵：

“笨蛋！形容焦急該用“熱鍋上的螞蟻”啊！我沒教過嗎？”

“熱鍋上的螞蟻只是焦急而已……”我因爲害怕，不小聲地說，“可是……可是我這樣的形容還有心很乾的意思。”

“竟然還講髒話！去跟國語推行員五塊錢罰款！”

老師將被他弄歪的桌子扶正，手指外面：

“然後到走廊去罰站！”

從那天開始，國文老師總會特別留意我的作文。

所以我的作文簿上，一直都有麻麻的紅筆字。

有時紅的字在作文簿上暈開，一攤一攤的，很像吐。

“像包子打狗似的有去無回。”

“外表麗而心醜陋的人，仍然是醜陋的。就像即使在廁所外面滿芳香花朵，廁所還是臭的。”

“慈烏有返哺之恩，羔羊有跪之義，尚且如此，何況是人。

所以我們要記得孝順父母，就像上廁所要記得帶衛生紙。”

像這些句子，都被改掉。

有次老師甚至氣得將作文簿直接從講臺上甩到我面前。

我永遠記得作文簿在空中飛行的弧度，像一架正在失速墜落的飛機。

作文簿掉落在地面時，攤開的紙上面有著鮮紅字跡：

“蔡同學，如果你再故意寫跟別人不一樣的句子，你一定會完蛋。”

這些鮮紅的字，像詛咒一般，封印住我的心靈。

從那時開始，我心靈的某部分，像冬眠一樣地沉睡著。

我不知道是哪部分，我只知道那部分應該和別人不同。

我真的不明白，“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也是啊，爲什麼這樣形容不行？

但是我不敢問，只好說服自己這些東西是“太從東邊出來”的真理。

久而久之，我開始害怕自己跟別人不同的思考模式。

只可惜這些事在老師圈子裡傳開，於是很多老師上課時都會特別關照我。

常常有事沒事便在課堂上我站起來回答一些阿里不達的問題。

我好像是一隻園裡的六腳猴子，總是吸引遊客們的好奇眼。

我只好開始學會沉默地傻笑，或是搔搔頭表示無辜。

甚至連育老師也會說：“來，蔡同學。幫我們示範一下什麼空中腰然後拉竿上籃。”

你娘咧，我又不是喬丹，個屁腰，拉個鳥竿！

對不起，明菁。我又講髒話了，我是俗辣，下次不會再犯了。

因爲被莫名其妙地當作怪異的人，所以我也是無可奈何地生活著。

即使想盡辦法讓自己跟別人一樣，大家還是覺得我很奇怪。

我只希安靜地在課堂上聽講，老師們的捉弄卻一直沒停止。

這種況可以算是“生靜而師不止，子養而親不待”嗎？

如果我又把這種形容寫在作文簿上，恐怕還會再看一次飛機墜落。

幸好我高中唸的是所謂的明星高中，老師們關心的只是升學率的高低。

我的績始終保持在中上，不算好也不算壞，因此不會被特別注意。

其實如果這時候被特別注意的話，好像也不是壞事。

記得聯考前夕，班上一位很有希考上臺大醫科的同學患了重冒，於是忍不住在課堂上咳嗽出聲。

老師馬上離開講桌，輕著那位同學的背，悲傷的眼裡滿是哀悽。

還說出你就像是我的孩子，你冒比我自己冒還令我痛苦之類的話。

我敢打賭，如果咳嗽的是我，一定會以妨礙上課安寧爲由，被趕到走廊去罰站。

高中的課業又多又重，我無暇去關心“總統”是誰市長是誰之類的問題。

反正高中生又沒投票權，選舉時也不會有人拿錢來孝敬我。

連那時流行的日本偶像明星中森明菜和松田聖子，我都會搞混。

偶爾會關心中華隊在國際比賽的績，輸了的話當然會難過，但這22蔡智恆文集種難過跟考試考不好的難過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

謝老天，我終於會跟大家一樣用“小巫見大巫”這類普通的形容詞。

而不是再用“小鳥見老鷹”、“爛鳥比”之類的白爛詞。

高三時，班上的導師在放學前夕，都會握拳頭激地問我們：

“告訴我，你們生存的目的是什麼？”

“聯考！”全同學齊聲大喊。

“告訴我，你們鬥的目標是什麼？”

“聯考！”全同學口徑一致。

雖然多年後社會上才教導我生存的目的是賺錢，鬥的目標是人。

但那時我和所有人的心跳頻率相同，總是讓我覺得放心與安全。

我像是冬眠的熊，而考上大學就像是春天，喚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