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沿途的食和住宿，都是依賴邊僅有的一點盤纏。和曾連長分手時，曾連長又堅持送了我們一點錢。靠這有限的一點資金，我們流亡到了貴州的融縣時，終於分文不名了。

融縣（不知是否如此寫法，記憶已經模糊）是個相當大的縣鎮，當時也滿了難民。我們投宿在一家小客棧中，父親發現城裡居然還有當鋪，於是，我們的，母親收藏在中的一些僅有的小首飾，就一一進了當鋪。這樣，只能勉強日換三餐，夜換一宿。然而，就在這最艱苦的時候，母親終於病倒了。當時，貴州廣西一帶，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瘧疾，病勢兇猛，患者忽冷忽熱。普通瘧疾都隔日發作一次，而貴州的瘧疾，卻每日發作，來勢洶洶，而且持久不退，當時在難民羣中，死於瘧疾的人非常多。當地的人稱這個病“打擺子”，幾乎人人聽到打擺子就變，因爲這種病可以纏綿數年或數十年，而治療此病的奎寧藥片，又十分昂貴。我們真是“屋更兼連夜雨”，母親竟染上了惡瘧疾，病倒在小客棧裡了。

沒有錢，沒有醫藥，沒有食，舉目無親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棧中的日子真是悽慘萬分。母親躺在那張木板牀上，終日不絕，父親每天抱著一些已沒有當鋪肯接的，出去想辦法，只希能換得幾片藥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間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親病牀前面，聽著母親一聲又一聲的，我心中越來越慌張，越來越恐怖。自從流亡開始，我早就已經會出“死亡”及“離別”的意義，這時候，當父親出外奔走，而把照顧母親的責任給我的時候，我那麼害怕，“死亡”的影，似乎籠罩在整個房間裡。

一天，我又在這種緒下守著母親，那小屋裡空氣極壞，我一直頭昏昏的，心裡又急又怕，母親的使我張得渾出汗。忽然，母親睜開眼睛著我，含著滿眼眶的淚水對我說：“孩子，如果媽媽死了，你們怎麼辦？”

我再也撐持不住，“哇”的一聲，我放聲痛哭，我這一哭，把母親也嚇了一大跳，慌忙摟住我，安我，不絕口的說：

“別怕！別怕！媽媽嚇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渾搐而暈倒了。等我醒來，醫生在屋裡，我躺在母親邊，頭上著冷巾，渾滾燙……我早已染了瘧疾，只是撐在那兒，現在是完全發作了。這樣，在那小客棧裡，母親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擺子”的滋味，至今還深深刻在我記憶中，它忽兒熱得你滿大汗，忽兒又冷骨髓，使你周抖，再加上劇烈的頭疼，和渾痠痛。六歲的我，畢竟無法忍這些，我開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後來，這病曾折磨我好幾年，忽好忽發，直到勝利後復員到上海，才完全治癒。”

一家五口，病倒了兩個。請醫生的錢再也籌不出來了，客棧的住宿費也欠了很多，客棧老闆生怕我們母死在他的客棧裡，不住催我們搬走。到了這步田地，真正是已經山窮水盡，一家五口，在小房間裡，彼此面面相覷，不都悽然淚下。這時，我們全家，除了上的服之外，都早已典當一空，再也沒有東西可以賣了。

眼看全家要結束在這小山城裡，母親顯然已放棄了希，常常和父親談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總是回憶起在東安河中的形，當時何以不死？今日難道會死？這樣，“奇蹟”又再度來臨了。這天，父親和往日一樣，又出去“想辦法”。我和母親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間裡等死。忽然間，門開了，父親帶著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興的對母親嚷：

“你瞧！我遇見了誰？”

同時，那年輕人直撲牀前，激的喊：

“陳師母，你們怎麼會狼狽到這種地步？”

原來，這是父親教過的一個學生，姓蕭。（名字什麼，我已記不清楚。）當時，蕭先生正在廣西大學當助教，而廣西大學正好疏散到融縣。父親滿街竄時，竟遇到了這位蕭先生！當時，蕭先生一看我們母都已病得半死，弟弟們也都得半死，他毫不遲疑，立即跑出去，請醫生，買藥，買食，結清欠客棧的錢……他馬不停蹄的爲我們全家奔走，那份熱心及熱，真令人。我們一家，總在危急關頭，有這樣的奇遇，也實在是很費解的事。或者，患難之中，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發揮潛在的互助之吧！

我們的難關，終於在蕭先生的全力協助下度過了。瘧疾也被藥所控制了。但是，我們已無分文，而前面的路還長著呢，如何繼續下去呢？爲了解決我們以後的問題，蕭先生又把父親介紹給廣西大學。當時，廣西大學的教授職員，都已經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學校當局，正爲師資缺乏而焦慮，雖在戰爭中，學校仍有復課的信心。當他們和父親一談之下，認爲父親是難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親。於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在融縣那個小地方，只因我們母一病，父親竟進了廣西大學，有了職業，有了薪水，解決了我們以後許多困難。於是，我們跟著廣西大學，集行，繼續往貴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條小木船，沿著山間的一條激流融河，往貴州的榕江前進。在這小船中，我們又度過了驚險刺激的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