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川的鄉間，到十里洋場的上海，這兩個地方，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簡直看得眼花繚。年的我，從都，到湖南，經廣西，越貴州，回四川，再來上海，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這條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終於來到了上海，我們流浪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吧！父母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開始在上海佈置起一個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間房間，在上海市外白渡橋的一棟大樓裡。這棟大樓有個很洋化的名字；禮查大樓。

禮查大樓是棟五層樓的樓房，很可能以前是個旅館什麼的。因爲，它每層樓都有很長很長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間一間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一模一樣。房裡附帶一個極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裡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盡頭的公用廁所裡去。

這禮查大樓，是同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我們分配到的這間房間，在四樓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在這一間房間裡生活。房裡有一張牀一個大書桌，白天父親在書桌上改考卷，晚上鋪上棉被就是牀，我和弟弟們在上面睡覺。至於那間小浴室，母親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買了爐子燒鍋煮飯。每隔幾天，移開爐竈，孩子們集洗澡。

似乎從我出世開始，貧困一直是我們家的問題。這會兒到了上海，況毫沒有好轉。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貴得驚人。我們三個大的，正在飛快的長大。食住行，樣樣需要錢。父親那份微薄的薪水，顯然無法支持我們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卻有嫡親的大舅舅、小四姨等。這個時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與世長辭。母親的大哥當律師，生活很寬裕，住在亞爾培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裡。兄妹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面，此時一見，不抱頭痛哭。大舅看到我們一家，如此窮途潦倒，孩子們都面黃瘦。當下，就力勸父親改行，不能再教書了，再教下去，孩子們都會死了。一篇談話，把我那固執的父親，談得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的說：“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輩子書，也只會教書。窮，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兒，就只好跟著我過窮日子。改行，是絕不可能的事！”父親大怒而回，從此和大舅行跡疏遠，話不投機。大舅勸他改行一事，深深傷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氣也很倔強，看父親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對父親也有許多埋怨。這樣一來，我們和大舅家的來往，就變得很稀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帶著大包小包的服來我家，裡面有許多小紗小紗，還是外祖母爲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終沒拿到，如今，卻正好給比我小了八歲的小妹穿。看到這些，別提了，母親又哭了好幾天。

我們終於安定了下來，苦雖苦，總是闔家團圓的。父親開始考慮到我們三個大孩子的教育問題。於是，有一天，父親帶著我們三個，走進上海市第十六區國民小學。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學校，接學校教育。那年我九歲，算年齡，應該班念小學三年級。學校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學考試，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級班，麒麟背不出書，降到二年級，小弟一年級。活到九歲，我這纔開始進學校唸書，記憶中，念得真是辛苦極了。其實，不止是“辛苦”，簡直是“痛苦”極了。

原來，我從四川來上海，講的是一口四川話，而學校裡，從老師到同學，大家都講上海話。我語言不通，老師說什麼我不懂，同學說什麼我也不懂。再加上，我來自鄉間，難免土裡土氣，上海的孩子，都明能幹，對比之下，我是相形見絀。再有，我從小，只有母親教我背唐詩，我的閱讀能力很強，但是，數學卻連加法都不會，績完全跟不上。在這諸多原因下，我在學校中，真是苦極了。

上海的孩子會欺生，上課第一天，大家在場中排隊。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後推，後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隊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師走來，見我不排隊，把我痛罵一頓。全班同學，竊竊笑，而我，哭著跑回家說：不要上學了！不上學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訓練我們的獨立神，和適應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學校去。逐漸的，一天又一天，同學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學著去朋友，因爲語言的隔閡，朋友真太難了。

我上學上得很不順利，兩個弟弟也不順利。麒麟從小脾氣就壞，總是和同學打架。小弟弟更絕了。他一生沒有規規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幾小時的經驗，此時，要他坐著聽老師講課，他怎麼坐得住？不知怎的，他發現只要舉手對老師說：

“我要尿尿！”老師就會讓他去上廁所。結果，他每節課都要舉十幾次手，去上廁所。有一次，老師忍無可忍，生氣的說：

“不許去！”小弟見計謀不，如坐鍼氈，居然威脅起老師來：

“你不讓我去，我會尿子！”

“尿就尿！”老師說：“不許去就不許去！”

誰知，老師的話才說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決”起來，弄得全班師生，大驚失。那時，學校裡有個規定，學生講了話或做錯事，要用紅筆在上畫一個圈，那紅墨水畫在上，洗好幾天都洗不掉。老師這一氣，就在小弟上畫了好幾個紅圈。那天麒麟因爲打架罵人，也被老師用紅筆在上畫了圈。結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課，訓導主任跑來通知我說：“你今天不要上課了，把你兩個弟弟帶回家去吧，他們一個尿了子，一個打了架！”

學校離我們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帶著兩個弟弟上課下課。那天，我領著兩個弟弟回家，看到他們上畫的紅圈，和小弟的溼子，真是覺得丟人極了。兩個弟弟還氣呼呼的嘟著，路人都回頭看著我們笑。我又又惱，對兩個弟弟說：“早知道，你們兩個在東安城丟掉就算了，找回來幹什麼，這麼麻煩！”話才說完，想起兩個弟弟在東安失散後的淒涼慘狀，不大大後悔起來，心中一酸，淚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見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著我的襟說：

“你不要哭，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麒麟見我們兩個都哭了，眼眶就也紅了起來。我在那一瞬間，會出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姐”，兩個弟弟，終生都是弟弟，不論他們怎樣，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於是，我一手攬住一個弟弟，三人一路哭著回家。到了家裡，我急忙把兩個弟弟藏進浴室裡，拚命幫他們兩個洗掉上的紅圈，就怕父母看到了，會和我一樣傷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記憶中，屬於歡樂的事實在不多。貧窮會把歡樂從邊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們缺乏冬，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每天三個人手牽手的去上學，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甜甜，但是，上沒有錢，就是吃不到。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沒有。那時，心裡最大的願，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離開上海，願都沒有實現。說實話，從小，我就在困苦中長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對困苦的覺特別敏銳。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爲父親的收實在不夠維持，（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父親隙驕傲的拒絕了。只有大舅母，變著花樣，吃的穿的，經常往我們家送。）母親見這樣不是辦法，就也去中學裡教起書來。這樣一來，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課，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我家那張大書桌，已不夠我們睡，我們就打起地鋪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裡的喜悅實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父親讀了，似乎頗，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版。當這篇稿子登出來之後，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興得茶不思，飯不想。把自己這篇短文，讀了起碼一百遍。可憐的小青，到底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但，顧名思義，那“可憐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我開始迷上寫作了。每天下課回家，就塗塗寫寫。那時，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雖然不是主角，卻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是記憶中最快樂的事。看完話劇回家，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好長一段時間，我樂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編劇”，只是笑。因爲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

我這些“劇本”真可憐，從沒有發表過，出版過，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最後，都進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唸了一年書，漸漸有了朋友，學會了說上海話，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會一個人逛書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也會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橋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以發泄我們在一間房間無法發泄的力。

但是，父母的臉又不對了，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價飛漲，金元券貶值，上海的商店中，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這些事，對年的我來說，是本無法瞭解的。我惟一悉的，是那種張的氣氛。我知道，戰爭又近了！

果然，戰爭又近了。上次是抗日戰爭，這次是戰。對我而言，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難。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最後，父親決定，把母親和我們四個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繼續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於是，我們離開了剛剛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第二次和祖父團聚。兩次都在戰爭的影下，兩次，湖南都只是我們的中途站，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